| 每个动议案需要几十万个签名，加在一起就是几百万个签名，而征集这些签名即使以每个签名4美元成本计，也需要千万多美元。因此没有雄厚的资本作支撑，想在立法公决中表达选民的意志是不可能的，这背后必须有利益集团和政党的支持。
第二层意思，美国的竞选和票决，钱也不是万能的。竞选毕竟不完全是金钱的比拼，民意所向在其中也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次加州州长选举，54岁的女企业家梅格·惠特曼之所以输给72岁的加州总检察长杰里·布朗（JerryBrown），最根本的原因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品的质疑和族群的价值认同。加州1769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822年归属墨西哥，1848年才归属美国。所以，西班牙裔比较多，是除白人外的第二大族群。2009年调查显示，西班牙裔或拉美裔占加州人口的34.7%。[8][8]惠特曼本来想主打这张牌，花大力气和血本用在西班牙裔的宣传广告上（惠特曼在竞选广告上的总花费9000多万美元），以此与民主党老人布朗决战。在9月中的一项民调中，Whitman和Brown的选情各占五成，这种态势实际对Whitman有利，因为加州登记选民民主党占44.5％，共和党只有30.8％。就在此时，民主党阵营爆出惠特曼家的佣人是墨西哥非法移民。惠特曼是坚决主张反对非法移民的，于是就把这个在他家里工作了九年的佣人解雇了。这件事惠特曼犯了双重错误，彻底颠覆了西语裔族群对她的感情也伤了许多亚裔移民的心。“佣人门”是惠特曼失掉这次州长竞选的最关键因素。本来加州经济萎靡、政府赤字、民主党的高税收政策难以为继、失业高居不下，加州人有强烈的求变的愿望，而惠特曼就是这样一个能够让人看得到希望的管理能手，惠特曼打出的竞选口号也是“重塑一个新的加州”（ANEWCALIFORNIA）；惠特曼和竞选团队的个人魅力也是非常卓越的。[9][9]“佣人门”毁掉了惠特曼的州长前程，也使她的1.4亿美元投入成为了一次创记录的竞选传说。在得知落选后，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是一名政治新手，我在这场大选中的投资就是给加州选民一个选择的机会。他们知道我代表着什么，他们需要在职业政治家和职业难题解决者之间做出选择。”[10][10]可惜，选民没有做出像她预想的选择。
2008年奥巴马的总统胜选也不能仅仅解读为金钱的胜利。“奥巴马在总统选举候选人提名的竞争中他一共筹得2.33亿美元，其中80%以上来自网络捐款，这些网络捐款90%以上都是低于100美元的小额捐款”。[11][11]另据统计，奥巴马募得的7.45亿美元竞选经费的大部分是来自低收入阶层的捐助，200美元以下的捐款达奥巴马筹款总额的60%，千元以上的捐款只占其筹款总额的20%。[12][12]这些小额捐款，体现了选民对奥巴马的拥护和喜爱。在加州与美教授们的座谈中，他们也讲到，当他们看到那些选民见到奥巴马出现时的激动和满足时，他们就知道，奥巴马即使躺着也会胜选。在美国，竞选虽是一场筹钱和花钱的比拼，是一场烧钱的游戏，这体现了美国资本化主导竞选政治的一般倾向。但另一方面，竞选经费的小额捐款数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体现民意。只有那些深得人心、能够代表选民利益和权利的人，才能筹到足够需要的竞选经费；这也体现了美国资本化民主政治中的民意精神。
2、媒体的商业化倾向。媒体在大选期间的商业化运作，实际上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各参选人和利益集团以及政党出于对竞选的需要，在媒体上利用广告大造声势、以各种传媒攻击对手，已成为自肯尼迪（1960年）利用电视成功竞选总统以来，各政党进行大选的最基本运作方式。一般说来，媒体可能在推销竞选者的正面效应方面影响力有限，但在曝光对方的丑闻、以形成对手不利的舆论环境和竞选氛围方面，效果还是相当显着的。各竞选对手只要抓住对方哪怕是微小的瑕疵，如果是人格和政策倾向方面比较大的问题就更有效果了，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利用媒体对选民的感官效应，往往可以起到摧毁选民对这位竞选者的信任和信心的效果。加州州长竞选中惠特曼的“佣人们”就是很典型的个案体现。我们在走访民主党竞选办公室与一个亚裔工作人员聊天时，她随口就提到惠特曼的佣人事件，可见此事传播效果之显着。以“毒药政策”攻击竞选对手，已成为商业化媒体在大选中扮演的基本角色。我们这次在加州考察期间，考察团的同行们都说，只要打开电视，看到的竞选广告大都包含有攻击和诋毁对方竞选者的内容。
但作为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对新闻界的这种作为不以为然。他们对媒体有一种近于乌托邦般的期待，把新闻界定位为有别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种力量——履行社会赋予它们的监督权。我们在加州考察期间，与我们座谈的教授们和资深媒体人士，都一致指责媒体在选举中的商业化表现。认为现在的媒体唯钱是从，毫无公益性，完全丧失了自身应具有的第四种力量——监督权力和社会评价功能。连篇累牍的竞选广告就是商品，谁花钱就卖给谁。 2/11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