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摘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上演了一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这是一场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潮影响下的民族自救运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学者对这场运动褒贬不一。本篇笔者试把“乡建派”领导的国民乡村建设运动与同时期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进行比较，以求探索出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新视角。
论文关键词：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
自古以来，中国政府实行“以农立国”的基本国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到了近代，“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比重高达61%，其中尚未包括农村手工业”[①]。然而正是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家，经过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长达五分之四个世纪的掠夺，本国传统势力持续数千年的剥削，资产阶级领导的现代化的数十年冲击，以及接连不断的天灾打击等等诸方面原因，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农民贫困、农业衰落、农村凋敝的现象。
时局的艰难，驱使了一批具有深远眼光的实干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了农村。他们希望把复兴农村和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以求实现民族的再造。先是章士钊、王鸿一等一些重农理论家，后是晏阳初、梁淑溟、卢作孚等一批实干家。对于这场乡村建设运动的规模，郑大华曾描述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试验区1000多处。”[②]
一．“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从盲目闭塞、自视高人一等的天朝上国美梦中挣脱了出来。他们发现这次的敌人不是以前那些仅靠军事实力来征服他们的蛮夷之邦，而是一个不仅在军事方面胜过他们，在经济文化方面也优于他们的西方新型资本主义强国。“落后的民族总是被他所征服的民族的先进文化征服”的真理已经完全不适用当时的时局。
面对强敌，中国的有识之士深感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无论是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自强”，还是维新派的“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都提倡“兴办教育”。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些平民教育家，代表人物有晏阳初、陶行知、黄培炎、梁漱溟等，这些人物“受惠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又得西方现代教育理论的滋养，对中国问题这一病症的把握更为精确，对教育功能的认识也更为深入”[③]。进而，他们“从更为广阔的视角认识教育的社会功能，或强调教育与政治革命之关系，认为惟有通过发展国民教育这一有效途径，才能改变和提高公民素质，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一系列政治与社会问题；或从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提出‘教而富之’，以使中国近代以来的积贫积弱局面得以改弦更张，‘教育救国’之思想更成潮流”[④]。在这一思潮的指导下，他们发起了一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平教会的领袖——晏阳初看到了中国四万万民众的真实状态：智力低下、生产力落后、缺乏团结力、公共心。因而他从提高国民素质出发，根据中国乡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主张“用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用生计教育攻穷，培养农民的生产力；用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农民的强悍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农民的团结力”[⑤]，并用社会式、学校式、家庭式三种方式对农民进行教育。这就是著名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的“定县模式”。平教会的另一位领袖——陶行知，跟晏阳初一样也重视提高国民素质，并主张“教育与农业携手”[⑥]。他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时，还提出了“书呆子莫入馆”的著名论断。
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功底的梁漱溟在结合晏阳初思想的基础向前更迈进了一步，他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并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愚、穷、弱、私等问题，而是中国何以存在这四大问题”[⑦]。他提出：“中国问题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的失调”[⑧]。在此，陈留根评价到：“在梁漱溟眼中,中国的问题是文化问题,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都可以看成文化问题”[⑨]。不过，在梁漱溟看来，“造成文化失调的原因是西洋文化势力的侵入，而不是机械性的阶级冲突，因此不能机械性地运用暴力革命来解决，而只能以教育去促进文化的改造”[⑩]。根据这一理论，他创建了“邹平模式”。黄炎培则从社会现象的角度大声疾呼：“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之问题，阙惟生计。曰：求根本解决生计问题，阙惟教育”[11]。从而黄炎培提倡“大职业教育主义”，实现乡村改进试验与“富教合一”教育观。
几乎与“教育救国”思潮形成的同时，“实业救国”的思潮也出现了，其开创代表当属张謇，他们看到了西方列强在经历两次科技革命后的强大，并被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取得的成就深深地吸引。这种思潮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影响了一位重要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实干家，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四个不可忘记的民族实业家”之一的卢作孚。卢作孚不同于上述几位实干家把教育放在首位，而是“把‘经济事业’，放在了‘文化事业’、‘社会事业’之前”[12]。从而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3]的“北碚模式”。卢作孚根据这种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在“1944年,一家外国报刊载文惊呼北碚是个‘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14]。在此，晏阳初[15]、梁漱溟[16]、陶行知[17]等也给出积极的评价。对于他们评价的具体内容，笔者不想多说，以免使读者感到烦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下面注释去寻找。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