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清政府在平定新疆后，在“因俗而治”的治疆理念下，采取了双重的“隔离政策”，这种政策在一定的时间内有其积极的效果，但由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和清廷在治疆的过程中，没有及时的因时、因地而变化，造成这种思想理念逐步僵化，最后导致了新疆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甚至在清廷内忧外患之时，引起了部分朝臣弃疆的论点。由于沙俄和英国对新疆的觊觎之心，清廷感到事态严峻，在左宗棠等人积极的经营下，断然采取措施，在新疆设郡县、置行省，从而翻开了新疆社会新的一页。
论文关键词：因俗而治,隔离政策,建省
一 清朝传统治疆政策及其对近代新疆社会造成的消极后果
（一） 两种“隔离政策”阻碍了新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诱发了新疆近代的矛盾
有学者用“宽严相济”来概括乾隆初政时的统治特征【2】，这一特征同样适用于清朝初期的对新疆及其对其它少数民族的关系。宽严相济，或曰“恩威并施”，即是清朝惯用的手段。“宽”则怀之以“恩”；“严”则施之于“威”，孰轻孰重视具体情况而定。清廷在回疆地区设立办事大臣，企图用“威”来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清政府在边疆的统治，也为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安定和和平的环境。但其一味片面追求社会稳定而牺牲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为新疆近代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其清政府在新疆实行的“隔离政策”就是为了维护新疆政治稳定，而牺牲经济发展的显著一例。
清政府在新疆实行的“隔离政策”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在政治方面表现在“汉城”与“回城”的设立以及由此产生的严禁汉回两城人员之间不得随意往来的禁令。这种政策，是一种愚民的表现。不利于民族的融合和民族之间的交往与相互学习。从经济方面来说，其普尔钱和清朝制钱的并用的双轨货币政策，严重阻碍了各民族之间商品交换的发展，不利于民族之间的商品交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文化方面，主要表现在禁止汉回通婚，严禁回人学习汉语，这不利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传入。这一“隔离政策”与清政府在新疆实行的“伯克之制”是遥相呼应的，共同阻碍了新疆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
清朝在平定新疆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继承历代王朝治疆理念“因俗而治”的基础上，对原有伯克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使其成为清政府在当地的一种基本行政制度。清政府在各地设立办事大臣，注重政治和军事的镇压，而把与人民直接相联系的民政事务交予各民族上层首领充任的各级伯克实行间接统治。因此，当地回疆的普通回人很难直接与清政府派驻当地的大臣发生关系，以致当地回人只知伯克，不知清政府，国家整体观念淡薄。伯克之制造成的普通百姓与清朝官员的隔离为新疆地方伯克官员的腐败埋下了伏笔。也为新疆近代社会的战乱埋下了伏笔。
纵观清朝的治疆理念，其实质是从维护满洲各族利益为首的封建国家以及各民族上层利益出发的。其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隔离政策”导致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难以移植于新疆，内部人员难以扎根于新疆，不利于民族之间的交往，不利于地广人稀的新疆土地的开发，从而在根本上阻碍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伯克制度因没有及时的因地、因宜变通，最后逐渐演化成为地方伯克官员和清朝官员贪赃枉法的手段和工具，正如《小方壶斋与地梦钞》所描绘：政治论文网“糜烂延及关内至甘肃名存而实亡，推原其故，实由昔时概新疆为边地不设行省，而无亲民之官，以致教养胥失，民不能安，酿成巨变也。”“不乘此时设治民之官，使头目人等之权杀，而官司之令恐日后仍有官民隔绝之患，此新疆之应设行省者又一也。”【3】
（二） 重北轻南的战略思想是南疆动乱的主要因素
清政府在“因俗而治”的治疆理念下，对南疆实行伯克之制，其本身是对南疆战略地位的轻视。清政府在征服新疆后，其政治、经济、军事的部署体现在北重南轻，“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弹压……其驻防伊犁大臣，即兼理回部事务” 【4】。可见，清政府在治理回部的事务中，主要把政治、军事的中心放在北疆的伊犁。而对于辽阔的南疆，从地理角度来说，清政府由于远离行政中心，故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清朝在新疆的总兵力为2万多，是极为单薄的，但其由于重视北疆的兵力部署，其南疆的兵力部署是极为缺乏的。“北疆驻兵多，屯田广，守备周密，是资镇慑，弭乱于未生，止祸于无形，南疆兵屯较少，防范尤疏，每次倡乱之暴徒为数少，如有相当兵力迎头扑灭，绝不致滋蔓难图”【5】。魏源又尝谓“勘定新疆，经画善后之计，北路详于南路，故屯田二十八万亩，而南路不及五分之一；（案哈密应并入南路计算，宜云不及四分之一。）其官兵则北路驻防，而南路仅换防，商氏则北路挈卷，南路不得挈卷。夫固畛域视之矣！……惜清廷不知务此，忽视西南不驻重兵，坐弃膏壤而不兴屯。只兢兢于严防汉回交通以图姑息苟安，岂非失策！果然患弥于有备，祸生于所忽。后来北疆安如磐石，南疆则乱波叠起，虽各有特殊之背景，与发生之原因，然而驻兵之详略，防范之严疏，实为北治南乱之一重要关键也”【6】。纵观魏源之分析，清政府对于治理南疆的轻视和疏忽，导致清廷在19世纪中叶前后内忧外患时，对于南疆的治理和镇压显得力不从心。当阿古柏入侵和南疆农民暴动时，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
（三） “因俗而治”下的社会体制的独立性诱发了新疆19世纪中叶社会矛盾的积累与激化。
清朝在平定南疆后，清朝政府对新疆的伯克制度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改。使其成为清政府在当地的一种基本行政体系。如废除伯克的世袭制，选任伯克官员的标准是对于清廷的效忠态度，实行回避制度，制定伯克品级、众建伯克而不设全民之伯克等等。这种政策，从政治方面来看，确实对原有伯克的权利取消了许多，但其保留的权利远远大于下放的权利。从经济方面来说，并未从根基上消弱伯克的固有经济地位。但是为什么乾隆朝平定新疆后，“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西北边疆一直是稳定的呢”？【7】其原因在于康乾盛世的余辉在起作用，也与乾隆朝对伯克制度采取了灵活性的改革有关。但随着清朝后期国事的日衰，清朝政府未能因时、因地的对伯克制度做出灵活性的改革，故伯克制度之腐朽扫荡了整个南疆社会。
伯克制的瓦解与未变通的“因俗而治”的治疆理念息息相关。清政府在平定新疆后，一个重大的失误就是在治理边疆的过程中，没有认识到骑在马上能打天下，安能骑在马上治天下的治疆道理。清政府在平定新疆后，没有把武官之制转化成文官之制，是治疆理念的又一大失误。也是轻视新疆战略地位的又一表现。“彼此不相统属，而又多为禁卫之武员，对于民治吏事，一切茫然。惟藉军队之力以镇压叛乱，政治放任，听其自然，民族复杂，风俗各异，统治有名无实。故变乱常易发生。”【8】“朝廷对于新疆大臣慎选人材，任用保举之满员，与左迁之大吏。官吏即用得其人，回户赖以休养生息，仰朝使如天人，其后经过已久，保举制度，渐次弛懈，多任用侍卫及口外驻防人员，此等官吏，视换防为利薮，以瓜期为传舍。与所属司员章京之服食日用，无一不取给予阿奇木伯克。而各城伯克多是东部回人，即前时附从清军，勘定回疆著有勋劳者之子弟，故对于回部、回民关系较浅，常与清吏朋比为奸。”【9】如西北变局发生后，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字子英），逗留高台七年，不出门一步，苛索民间供应三十万两；最是“岂有此理”，诬良为盗，残杀二百多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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