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祈祷和参与宗教仪式增加了对宗教的信任，但众所周知，个人的见证才是首要手段，藉此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保证宗教是真实的。除了声明自己对来世报偿确信无疑之外，人们还列举各种奇迹来佐证其宗教。他们是如何克服癌症恢复健康的、他们是如何戒除酗酒和吸毒的、他们是如何成为诚实可靠的配偶的、他们如何从灾难性车祸中死里逃生的以及他们对一个濒临死亡的孩子的祈祷是如何得到回应的。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证明宗教是管用的，它的许诺实现了。人们还经常用他们自己的神秘经验来证明宗教解释是有效的。在那些从事各种形式的集体“痴醉”体验的团体中，他们接二连三地为神的存在提供直接的证明。
正如所言，当各种见证具有可靠的来源时，它们就特别有效。这样，朋友比一般的熟人更具说服力，当这些做见证的人得不到什么好处甚至会有损失时，他们的见证就更有说服力。因此，一般情况下普通人比牧师更有说服力，因为后者有巨大的利益来促进宗教委身。当牧师展示的委身程度大于信徒们的期望时，对宗教解释的信任也会增大。
神职人员用以宣传好的委身的方式有几种。他们可以以身作则，也可以应付差事。神职人员可以通过较多的实实在在的委身而以身作则。例如，要成为神召会的牧师就必须是灵洗派（用别的语言说话），而成员则不需要。神职人员通过做出个人牺牲来应付差事也许影响更大。禁欲和贫穷是自我牺牲的普遍形式，如果人们知道神职人员为了信仰而付出了这些代价，他们的影响就更大。
这一结论也许与富裕的牧师普遍就职于奢华的教会这一事实不符。但长期以来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大众委身的程度就比较低，人们对这些神职人员的敌视程度就比较高。在现代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的情况也许是这样，那里的神职人员的薪水是世界最高的，但有组织的宗教参与没有比这里更低的，尽管从信仰这一基本宗教概念来看，这里个人的委身程度仍然很高。公众对神职人员生活奢华的敌意当然也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祭坛上焚烧祭品的习俗于焉产生，以向人们保证他们的祭品都献给了神，而不是神职人员代神享用。其实，其他事情也一样，在面对面的可信度竞赛中，高薪神职人员从来不是俗家传道师或赤贫的遁世修道者的对手。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强大的禁欲潮流在各宗教传统中仍然存在——它在可信度方面提供了竞争优势。这并不是说神职人员除了做出牺牲之外就不能有效地激发教徒的积极性，但那些没有这样做的神职人员必须通过以其他形式展示高水平的委身——通常通过有效地展示主观性（subjective）委身——来做补偿。
最后，信任不仅是高水平宗教委身的关键，也是改教的关键。改教最好定义为从一个宗教传统转向另一个宗教传统，比如从伊斯兰教转向印度教，而不是从同一宗教传统中的一个组织转向另一个组织，比如从路德主义转向循道公会，这是改宗的例子免费论文网。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如下假定，即改教的发生是为了满足未得到满足的需要而对宗教思想所做的反应，并未得到研究证实。相反，正如很多研究所证明的，这里的一个必要要素是，一个人想与另一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而另一个人已经归属一个新的信仰（见Lofland and Stark 1965; Stark andBainbridge 1985; Stark 1996）。即使在人们对他们即将转投的宗教信仰了解之前，他们已经对这些信仰具有了信任，因为他们所信任的人证实了这些信仰的效力。结果，当普通民众于其社会网络中——亲戚、朋友、邻居、伙伴——传播其信仰时，转教就主要是由普通民众造成了。因此，只有当足够多的人改变宗教信仰时，宗教团体才会有大比率的转教。
还应当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转教，尽管其社会联系中有人转教。对一个信仰陷入越深哲学论文，转向另一个宗教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转教的人大量来自于以前没有宗教委身或其委身有名无实的那些人。例如，大多数声称其父母没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都加入了一个教派。来自无宗教家庭的犹太人的人数，在新宗教运动中高得不成比例。他们转向基督教的可能性也很大（see Stark and Finke, 2000）。
7、吸收成员最多的宗教团体能够给予成员最多：在一定限度内，越严格的教会越强劲。
这里我们面临着宗教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重大也是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人们情愿按照高张力宗教组织的要求去做程度很高的奉献？传统上，社会科学家以非理性来回答该问题，他们声称，人们之所以为其宗教付出高昂的代价，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业已被社会化，从而认为高度委身是正常和必要的。但有强大的证据证明，人们确实要对宗教委身的代价和收益进行权衡。其实，全世界都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将试图减少和延迟宗教付出——他们甚至会“欺骗”神（见Stark and Finke 2000）。如果这样，为什么会有人归属于小宗派呢？为什么耶和华见证会（Jehovah's Witnesses）、原初浸礼会（Primitive Baptists）、福音派新教徒（Nazarenes）不像基督教圣公会（Anglicans）、上帝一位论派（Unitarians）这些低张力的机构一样，跻身于花费大为低廉的宗教呢？
答案可以从初级经济学理论中找到。在任何交换中，价格只不过是因素之一。质量是另外一个因素。二者相结合，他们产生一个价值的估计值。此中包含着高张力的教派具有活力的秘密：虽然价格昂贵，它们提供的价值也很大。事实上，它们之所以能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它们是昂贵的。任何宗教组织的成员身份都包含宗教和社会-情感报偿。这就是说，除了宗教手段所许诺的东西之外，还有归属于一个团体的常规快乐。从两方面考虑，高张力的团体都能够胜出。
宗教报偿所以能和张力联合在一起，取决于在神和来世报偿这两个概念上的差异。正如所见，所有排它性宗教组织都会构想出一个能够提供来世报偿的、范围很大的可信任的神。所不同的是这些构想的生动性、对这些构想的信任以及构想中的神所回应的范围。张力越低，宗教团体所构想的神就越遥远、越非人格化，甚至是一个不灵验的神。当然，任何宗教组织都不是完全不信神的，甚至在最开明的西方神学院，很多教工和学生也都认可某种形式的神。其实，在最开明的新教教会中，很多普通教众仍然崇拜较传统的神，当把一个修正论者送给他们当牧师时，他们甚至憎恨该修正论者，并拒绝现代对神的修改。不过，与能够注意到每一只麻雀的降落并充满关怀和慷慨的神相比，低张力的宗教团体所描绘的神作为一个交换对象是不太称职的。例如，极富影响的美国神学家Paul Tillich声称，“你所学到的关于神的任何传统的东西你都应该忘掉，甚至连这个词也忘掉”，以理解“神的真正含义”是“存在的深度”（ Tillich 1962. p.63）。对Tillich来说是没有一个有意识的“存在”的。不难理解，大多数追随Tillich的人至死都没有任何神的陪伴，无论是有生命的神还是无生命的神。剑桥大学的神学家Don Cuppitt有一本书的书名一言道尽：《上帝之后：宗教的未来》（1997）。
但没有上帝，宗教怎么会有未来呢？据我判断，Cupitt的描述无异于让人们买足球票去看球，而球场上的球员们则因为没有球而无所事事。如果没有超自然的生命，就不会有任何奇迹，就不会有拯救，祈祷就毫无目的，基督十戒不过是古人的智慧，死亡就是终点。在此情况下，理性的人将与教会毫无瓜葛。更准确地说，理性的人将与那样的教会毫无瓜葛。
只有某人寻求宗教价值，他很可能就喜欢高价位的供应者。不仅价格高的宗教团体提供价值高得多的产品，而且通过这么做，他们还引发了为了使个人对宗教的信任水平——对其基本教义的真实性、经验的效力、来世许诺的确定性的信任——最大化所必须的宗教委身程度。委身程度增加的方式有两种：示范和排斥。
人们把其他典型个人的示范作为榜样。当周围大多数人都表现出程度很高的委身而且对其宗教的真实性和效力表示信任时，人们将表示顺从。就像人们以加入宗教团体来作为对社会影响的反应一样，他们的参与程度也是对周围人参与程度的反应，特别是对朋友和家庭成员参与程度的反应。其自然的结果是，团体所期望的宗教委身程度越高——按照普通成员和团体的原则来判断，信任和委身的程度就越高。
试看一个每个周日都像过圣诞节一样的教会。几乎所有的人都一直出席并协助“向主扬声欢呼”（ make a joyful noise unto the Lord）。奉献盘里的钱很快就满了，志愿者的人数要比举办一个必要聚会所需要的人数多得多。在这种环境中，要让大多数人保持一个低水平的委身可能是困难的。我们再来与另一个教会作一比较，那里大多数人都不出席周日的仪式，或者虽然出席了，但表现出的热情不高，包括牧师，他的布道可能滔滔不绝地大谈社会正义，而对基督却言之甚少。由于没有志愿者，现有教会经费的很大部分要用作门房和牧师的报酬和教会的日常维持。如此以来，教会就需要与预算问题作斗争，而且由于成员人数日益减少，情况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顺从别人的示范，他可能仅偶尔出席一下教会，且对宗教本身毫无信任。
阻止此类教众发展的方式之一就是把枯枝砍掉，防止那些委身程度低的人起到示范作用。就此问题，越来越多的理论文献都在论述“搭便车问题”。最初的洞见关系到集体或公共物品的创造，即那些每个人都能够受益的物品。在这种场合，理性的人将折减其对公共物品创造的贡献，试图不劳而获。例如，在没有对防涝大坝、高速公路或军事安全的建立等集体事业贡献时间和金钱的情况下，任何人如果能够从中获益，其境况都会变好。这样做的人就是搭便车者，为了防止社会受到这种形式的侵蚀，政府必须强制公民支付适当的份额。当然，此类问题并不仅限于公共工程——只要无法把没有参与的人排除在团体所创造的利益之外，任何集体活动都面临着搭便车者可能的侵蚀。
再回到我们假想的两个教会，不难看到，委身度低的教会是搭便车者的牺牲品。宗教组织特别容易受到搭便车的侵害，因为宗教最吸引人的节目中，有些就是集体物品。只有当一组组个人投入资源以提供一个宗教活动借以发生的物质环境、并亲身参与集体活动时，这样节目才能存在。诸如崇拜仪式、婚礼、葬礼等宗教仪式都是集体“物品”。宗教团体、特别是那些低张力的宗教团体的准则是，要将任何人正当地排除在这些集体物品之外是很难的。其结果就是存在着大量的搭便车行为。例如，有的人仅在圣诞节或复活节的仪式上露面，并期望仪式能够进行，而在本年度的其他时间里，各类事物的运转不得不靠其他人的参与，这就是一种搭便车行为。只有搭便车者才期望利用教会来举行婚礼、葬礼和洗礼命名，他们只参加这些和他们直接有关的仪式。尽管这些人也做适当的财务奉献哲学论文，但它并不能抵消他们的懒散对团体委身的平均水平的侵蚀。用现行语来说，这些伙计是坏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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