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自亚当·斯密和马克斯·韦伯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宗教经济学日益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该学科至少包含着四大研究领域：一是宗教与经济的互动，二是教团经济问题，三是宗教的经济观，四是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四大领域又可归结为两大主题：一是“宗教经济互动论”，它主要来自前三大领域；二是“宗教市场论”，这是第四大领域的基本内容。从当代中国的宗教境遇和社会需要来说，宗教经济学研究既是机遇，更是责任。
论文关键词：宗教经济学，四大领域，两大论题
“宗教经济学”是一门起步较晚的新兴学科。虽然以之为名、或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未必清晰。比如，该学科的研究包含着哪些领域，包含着哪些论题，就是一个还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宗教经济学的四大领域
“宗教经济学”（Economics of Religion），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先关注过的论题。围绕“自由放任”的理念，亚当·斯密试图阐述这样两个问题：人们参与宗教活动乃是寻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哲学论文，宗教供给者更希望垄断宗教市场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教会是类似于企业的宗教组织，其垄断与竞争的市场结构对整个经济运行绩效具有不同的影响小论文。[1]345-373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首先要归功于科里·亚齐和罗纳德·埃伦伯格（Corry Azzi and Ronald G. Ehrenberg）1975年提出的“家庭生产模型”。他们所做的关于教堂出席率和宗教奉献的这个模型表明，人们将时间和物品在宗教商品和世俗商品之间进行分配，目的在于达到现世和来世的效用最大化。[2]
宗教经济学研究虽然起步较缓，但亚当·斯密([1776]1965)以及科里·亚齐和罗纳德·埃伦伯格（1975）的研究已被几十个经济学家、以及几个社会学家重新接续；借助于经济分析工具和大量的资料，他们就原先局限于其他社会科学的问题撰写了近200篇文章，如宗教信仰和行为的决定因素、宗教制度的本质以及宗教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等。然而，只要宗教研究还不能获得《经济文献杂志》的分类号，并且仍然保持一个隶属于其他学科的亚学科地位，它就不会成为不断扩张的经济学的一个崭新领域。[3]而根据美国《经济文献杂志》的学科分类体系，“宗教经济学”连学科名称都不存在，它仅仅是“文化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身份为“Z120 Cultural Economics: Religion”。
从名称上看，“宗教经济学”似乎只涉及宗教学与经济学哲学论文，但实际上，它是宗教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史学、经济史学等众多知识领域交互作用的产物。由于学科背景与理论工具的多样性、复杂性，它必然形成不同的研究理路。第一次较为系统地疏理“宗教经济学”文献的学者，是经济学家劳伦斯·R·伊纳库恩。伊纳库恩（Laurence R. Iannaccone，1998）认为，宗教经济学研究可分割为“三条研究路径”（three major lines of inquiry）：其一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来阐释宗教行为；其二是研究宗教的经济后果；其三是借助于神学信条和圣典来支持或批评经济政策，可称为“宗教的经济观”（Religious Economics）。伊纳库恩的疏理侧重于“第一条路径”，即应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个人、团体和文化中的宗教行为格局；他对“第二条路径仅作浅显的评述”，对“第三条路径”则不做评述，因为后者的文献过于宽泛，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专业兴趣相去甚远。[4]其中，第三条路径即“Religious Economics”，被有的学者翻译为“经济宗教学”，但称为“宗教的经济观”可能是一个更准确的表达，它包括佛教的经济观、基督教的经济观、伊斯兰教的经济观等等小论文。
劳伦斯·R·伊纳库恩是当代宗教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哲学论文，其贡献不小。但是，伊纳库恩的归纳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与其说是“研究路径”，还不如说是“研究领域”更为恰当。因为“研究宗教的经济后果”与“借助于神学信条和圣典来支持或批评经济政策”，完全可以采取相同或相似的研究路径，但它们却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如果要按“研究路径”来归纳的话，也许可以说，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传统”与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论题”，才是两种最基本的研究路径。前者可简称为“斯密传统”，它主要被导向“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后者可简称为“韦伯论题”，它主要是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归结为三个“路径”还是三个“领域”，都还难以揭示“宗教经济学”的完整面目。因为：第一，伊纳库恩的归纳侧重于经济学视角下的宗教行为格局，而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在这方面的贡献也甚多；其次哲学论文，“研究宗教的经济后果”在伊纳库恩的归纳中“仅作浅显的评述”，这容易将马克斯·韦伯的“大问题意识”、乃至亚当·斯密的一些见解拒之门外；第三，宗教的经济观（如“佛教经济学”）正在不断向正统经济学发起挑战，但却未能归入“宗教经济学”；第四，教团经济（包括寺院经济、教会经济等）问题，也是宗教与经济、政治、文化互动的产物，是经济学应当关注的社会经济问题之一。因此，伊纳库恩的归纳尚未能全面囊括“宗教经济学”。
据我们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宗教经济学”至少包含着四大研究领域：一是宗教与经济的互动，二是教团经济问题，三是宗教的经济观，四是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这些研究领域之间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比如亚当·斯密和马克斯·韦伯的研究都与“宗教和经济的互动”相关，但他们（尤其是韦伯）的著作又牵涉到“教团经济”，而且“宗教的经济观”也已经展露在韦伯的宗教伦理观之中哲学论文，“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则始于亚当·斯密小论文。
第一个研究领域可归结为“宗教与经济的互动”。虽然亚当·斯密最先运用经济学方法探讨了宗教的供给与需求、宗教信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该领域还是以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系列著作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学术界对“韦伯论题”或支持、或反对、或修正，并将其考察范围从西方宗教扩展到东方宗教，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韦伯关于宗教与经济、政治、法律之互动的“大问题意识”。
第二个研究领域可归结为“教团经济问题”。马克斯·韦伯曾说，“所有的理性禁欲本身无不创造出原本加以拒斥的庞大财富”，“寺院与修道院皆成理性经济的居所”。[5]516该领域的成果以中国寺院经济研究最为突出，研究者既包括一些中国学者，也包括一些西方汉学家和日本学者。西方教会经济也是研究领域之一，但主要是一些来自史学研究的附带成果，神学界对此关注太少。
第三个研究领域可归结为“宗教的经济观”。该领域首先是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弊病的结果，也是发掘和研究宗教经典思想的产物之一，其中很多成果又是第一个研究领域的延伸。例如，学术界对新教伦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衍生出“基督教经济学”，进而引发出“儒家经济学”、“伊斯兰教经济学”等。同时哲学论文，德裔英籍经济学家舒马赫（E.F.Schumacher）开创的“佛教经济学”是与主流经济学迥然相异的一种经济理论，此后泰国著名学者佩优托（V.P.Payutto）的《佛教经济学》著作也在西方学界产生了积极反响小论文。该领域更多地体现着各大宗教团体对现代经济增长及其弊病的态度，而其中不少观点（尤其是宗教的生态智慧），或者为经济学界所接受，或者成为经济学界不得不正视的挑战。
第四个研究领域可归结为“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这是当代宗教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在科里·亚齐和罗纳德·埃伦伯格构建了“家庭生产模型”之后，其他一些学者又先后构建了“作为俱乐部的教会”、“作为企业的教会”、以及更为系统的“宗教经济”（Religious Economy）模型。其中，“宗教经济”模型被称为一个“哥白尼革命”式的宗教社会学“范式转换”。
“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宗教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的启发。加里·贝克尔率先突破了正统经济学的边界，运用成本-收益比较和效用分析方法来研究人口、家庭、婚姻、歧视、犯罪、政治等广泛的社会问题，从而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始作俑者。贝克尔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这些“不务正业”的研究，直到80年代才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并且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也聘他为教授，而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应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贡献在于“将经济理论的领域扩大到以前属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6]199-202在此背景下，一些关注宗教信仰与犯罪率、宗教信仰与婚姻关系等社会问题的宗教社会学家，也都开始运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论和供求分析法来研究宗教本身哲学论文，如美国贝勒大学的拜伦·约翰逊、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芝加哥校区的斯蒂芬·沃纳、以及《信仰的法则》的两位作者罗德尼·斯达克和罗杰尔·芬克，都是这个研究领域的开拓者；而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劳伦斯·R·伊纳库恩，则是加里·贝克尔“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直接受益者，由此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代宗教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