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短缺经济学论纲_哲学论文

论文导读:：西方宗教经济学强调对于宗教变化的供给方解释。与西方社会中的宗教情况截然不同，中国宗教状况必须用需求方解释，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本文借用科尔奈短缺经济学理论中有关消费者行为的论述，简要探讨宗教需求抑制、宗教替代、宗教等待、宗教寻求、宗教供给短缺等现象。宗教短缺理论是对宗教三色市场理论的一个补充完善。
论文关键词：中国宗教短缺经济学论纲
 

宗教是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同样是社会子系统之一的物质经济有很多类似特性，因此可以对宗教现象进行经济学的分析。简单地说，与物质经济一样，宗教经济也是由需求、供给和管理三方互动所组成。宗教经济学进路对于欧美社会的宗教变化提出了颇具解释力的理论，在诘难辨析中不断完善（Stark and Finke, 2000；Sherkat and Ellison，1999；Davie，2007）。宗教经济学进路也被用来解释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现象，据此提出了宗教三色市场理论（杨凤岗2006）。

西方宗教经济学的局限

以斯达克为首的西方宗教经济学进路单方面强调供给方解释（如Finke and Iannaccone 1993；Stark and Iannaccone 1994；Finke 1997；Froese 2001）。这种解释以一个特定的理论预设为前提哲学论文，即一个社会中人们对宗教的需求是相对稳定的，人们所需求的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张力程度表现为钟形常态分布，需求高张力宗教和低张力宗教的人在社会中都只占少数，大部分人的宗教需求处在中等张力区位。以此预设为前提，可以发现一个社会中宗教状况的变化主要是由供给方的变化所引起的。供给方的变化包括新宗教组织进入宗教市场，或者某个或某些宗教团体进出于某个特定的市场需求区位小论文。

以美国为例，由于政府很少干预宗教组织和个体，政府既不扶持偏袒任何宗教或教派也不禁止任何宗教或教派，宗教组织的市场准入门栏很低，并且可以自主调整服务人群。在这个自由开放的宗教市场中，所有的宗教需求区位都有多个宗教组织相互竞争，积极提供宗教“产品”和服务，长期发展的结果是成为一个饱和的宗教市场，宗教需求已经发育到最高极限，每个有宗教需求的人都面对多种宗教组织可以自由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各宗教的消长变化便主要表现为供给方的变化。如果一个宗教组织的“产品”和服务从一个市场区位转移到另一个市场区位，这可能导致它的市场份额扩大或缩小。比方说，一个原本专注于高档住宅开发的房地产公司转而开发中低档住宅哲学论文，这个公司在房地产市场的占有分额就可能发生变化，而它的变化也会引发竞争对手的变化，从而导致一连串的市场变化。正是这种供给方的变化，在过去200年来驱动了美国的宗教整体变化，有些传统宗教教派停滞了，甚至衰落了，很多新的宗教教派不断出现，其中一部分宗教教派有大幅度的增长。自从1960年代中期以来，传统的基督教主流教派信徒在减少，而在神学上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教会则有大幅度增长。增长的宗教教派一般是在宗教教义、礼仪、组织制度上有所创新，从而吸引了原本在其他宗教教派中的信徒改教或改宗。多年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发现，改教和改宗的信徒大多并未提高或降低其宗教需求的张力程度，只是在同一宗教需求区位中转入竞争力较强的宗教教派中（见斯达克和芬克《信仰的法则》，特别是第8章）。

但是，宗教需求的常态分布稳定性仅仅是个假设，至今为止并没有被证实。我认为，为了专注于考察供给方的变化，这样一种假设也许是必要的哲学论文，但是把这种预设推及到所有社会则是不恰当的，将这种假设当作事实来对待则是错误的。其他一些运用经济学进路研究宗教社会现象的学者已经指出，有必要同时考虑“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才能更好地解释宗教市场结构的变化（Hamberg and Pettersson 2002：99；参见Ellisonand Sherkat 1995；Sherkatand Wilson 1995；Sherkat1997）。不可否认，西方宗教经济学中的供给理论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但是，将宗教经济学与供给理论划等号是个错误的认识。宗教经济学进路也应该包括需求方解释。

在考察中国宗教变化时，需求的常态分布稳定性假设显然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从有限的实证数据和切身的经验观察来看，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人对于宗教有需求的人口比例是有比较大的起伏变动的小论文。在“文革”期间，所有宗教场所被关闭，宗教组织被取缔或者完全陷入瘫痪状况，无神论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体系和大众媒体之中，尽管有些坚定的宗教信徒不顾逼迫持守信仰，但是从社会整体来说，宗教需求降低到了谷底，大部分人既不了解宗教也没兴趣了解宗教，并且对于具有宗教信仰的人表现出不理解和鄙视，这在已经笔录下来和未被记录下来的很多回忆中有很多例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哲学论文，随着宗教活动场所的恢复开放，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宗教发生了兴趣，人口当中对于宗教有需求的人数日益增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中的宗教需求增长了。所以说，并非所有社会中的宗教需求都是稳定不变的。宗教需求的持续不断扩大，这是宗教组织、政府和学者们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社会现实。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短缺经济

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了极具洞见的短缺经济学理论，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理论论证。他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短缺现象是普遍的、经常的、密集的和长期的，其体系就是一个短缺经济”（Kornai 1992：233）。自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的物质经济制度已经相当成功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不过，中国的宗教政策基本稳定，虽然在落实政策方面不断有所调整，但基本制度并无重大改变。我认为，科尔奈对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物质经济的许多洞察，特别是有关消费者行为的论述，可以借用来描述和分析中国目前的宗教经济现象。

借用科尔奈短缺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宗教状况，有必要首先做几点说明。第一哲学论文，与党和政府大力促进发展物质经济不同，以无神论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则希望严格控制宗教发展，期冀宗教逐渐衰落并最终消亡。因此，科尔奈短缺经济学中的概念及理论并不能全部照抄，而必须作适当的调整。第二，宗教经济学理论并不主张宗教的商业化和庸俗化。宗教是一套复杂的社会、心理和灵性制度，信徒认为所信奉的对象和内容具有神圣性和圣洁性，他们甚至为了信仰甘愿牺牲物质经济利益。从经济学进路分析宗教，我们只关注宗教活动的供需交换过程，并不借此评价所交换的宗教“产品”和“服务”内容本身。

科尔奈指出，在短缺经济中，供给短缺将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严重影响小论文。“那些生活在短缺经济中的人们，作为买者他们每天都仰赖卖者的恩惠怜悯”（Kornai 1992：245）。“短缺给消费者造成损失和不便。他们经常不得不等待供给的到来，要排队等候，而且经常要被迫接受与其本来愿望有所不同的东西”（Kornai 1979：802）。在经受挫折沮丧之后，每个人的适应方式各有不同。为了理解不同的适应方式，科尔奈用一个妇女购买牛肉的过程为例进行说明。“除非她很幸运，否则她的购买不会一举完成哲学论文，而是经历一个过程，需要做出多次决定”（Kornai 1992：229）。如果她想要的牛肉有现货，其行为不言自明，立即购买，或者排队等候购买。如果没有看到现货，她会去寻找。如果找到了，寻找阶段终结。不过，她在寻找过程中还存在另外两种可能的选择——替代和放弃，比如用猪肉代替牛肉，或者干脆放弃购买，打消对于牛肉的本来愿望。不过，对于她来说牛肉可能是日常必需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替代和压制欲望都很难长久坚持下去，一旦牛肉再次出现在市场，她可能会再次回到购买或寻找阶段。

将科尔奈的短期经济学中消费者行为的这些概念应用来分析中国宗教情况，假如中国宗教的确是个短缺经济的话，那么我们就必然会观察到宗教需求方面的排队等候、四处寻找、压抑需求、尝试替代等行为模式和社会现象（见图一）。中国各地实际观察到的宗教现象表明哲学论文，这些行为模式的确是存在的。让我们循着历史发展的踪迹，从“文革”时期着手分析。

宗教需求被抑制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红卫兵”走遍全国“破四旧、立四新”，在“砸烂旧世界”的口号声中关闭了所有宗教活动场所，直至1979年才开始逐步恢复开放。然而，经过13年的高压措施，宗教没有被消灭，有些宗教的信徒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小论文。1982年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承认，当时有天主教徒3百万，基督教徒3百万，伊斯兰教徒1千万。跟“文革”前相比，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信徒人数维持不变，而基督教徒人数则从不足1百万增加到3百万（罗广武 2001）。

不过，从中国社会整体来看，人们对于宗教的需求程度还是被有效地抑制降低了，承认有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中国人比例非常低。“世界价值观念问卷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s）在2000年的数据中包括了中国样本（1000个案），中国样本的整体宗教性水平在所调查的国家中排名最低（表一）哲学论文，只有13.7%的中国人承认有宗教信仰，只有6%的中国人承认归属于某个宗教。在问卷调查所包括的67个国家中，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平均值为77.7%， 有宗教归属的平均值为67.0%。另外，88.9%的中国人说他们从来没有或几乎没有参加过宗教活动，而整个问卷调查中的平均值为22.7%。还有24.0%的中国人自称是坚信的无神论者，而问卷调查中的平均值仅为4.2%。

资料来源：世界价值观念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66个国家：2000年；台湾：1995年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人向来就是个缺乏宗教兴趣的民族。中国无宗教这种观点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文化精英当中相当流行，胡适等不少人都说过类似的话，这种观点也影响了西方汉学家和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例如Küng andChing 1989）。不过，这种观点却只能是出于书斋型的哲学家、神学家和文人，因为他们只在文本当中去寻找，结果在中国古代书籍中没有找到多少宗教性的东西。但是，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哲学论文，当他们走进现实生活中时，都发现宗教现象遍及中国城乡的各个角落，“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没有寺庙、圣地、圣坛和其他崇拜之所……这是中国社会中宗教具有强大而又广泛影响的有形表现”（C.K. Yang 1961: 6）。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