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于这种事态，伊诺康尼注意到，通过对每个人都规定高费用，从而让那些潜在成员不得不选择是完全参与还是一点也不参与，宗教团体可以阻止搭便车行为(Iannaccone 1994, p.1188)。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够将那些委身程度很低的潜在搭便车者排除在外，并可以防止他们侵蚀团体。如此以来，高费用使得成员身份没有吸引力，从而将那些热情不高的人逐出门外，但高费用也使得归属于宗教团体的报偿大大增强。这样，在我们所设想的高委身教会中，如果每个人都为成员身份付出了高费用，则每个人都收获了更大的宗教价值，因为团体创造宗教产品的能力增强，而且这些产品没有受到那些委身程度低的“成员”的污损。
设想一下有这样一个教会，其中个人的宗教委身程度可计量为从1到10不等。假定每一个等级都有相同的人员数，从而使得平均委身程度为5。现在假定该教会施行了一个规定，要求成员的委身程度必须在5以上才能保持成员资格。一个立竿见影的结果就是平均的委身程度升到7.5。此外，原来那些委身程度为5的人以前还处于平均水平，但现在却发现自己降到了最低层。其中很多人将增加其委身程度，以再次达到平均水平。他们这样做，也会增加平均的委身程度，并且其投资回报也会相应增加。显然，成本与价值之间的这种相得益彰的关系有一定限度。不难看到，如果一个宗教团体费用过于昂贵，它就不会有大幅度增长。但费用水平必须足以排除潜在的搭便车者。
当然，积极、热情的宗教集会不仅提供宗教，它们还生产大量现世的满足。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处于高张力教会的人在教堂中可获得很多快乐。此外，这些团体还提供大量的情感甚至物质保障。早期的基督徒集会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由于它们有能力引发高度委身，在当时那个几乎完全没有社会服务的世界，早期的基督徒社区成了互助的堡垒。早期的基督徒能够看护病人和老人，并赡养鳏寡孤独（见Stark 1996）。今天的很多高张力宗教团体也是这样。
委身就是能量。高张力教会的成员不会将所有的能量直接花费在宗教事务上。崇拜仪式一结束，祈祷词一念完，还有大量的剩余时间和能量用于世俗的、但在组织上是更有活力的活动。例如，摩门教徒不仅要求做财务捐献，还要求做时间捐献。实际上，一个普通教会每周都会有志愿者提供400到600小时的工作，或相当于10到15个专职雇员的工作。其结果是，本区内所需要举行的所有仪式都是由免费的志愿者——包括每周需要工作20到40小时的大祭祀（牧师）——完成的。但在神职人员、门房及其他维护性工作做完后，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摩门教将这些劳动力用于彼此之间的社会服务。志愿者可为老人和残疾人修理或粉刷房屋。志愿者可以照看小孩。志愿者可以将别人拉到教堂、医疗或牙科诊所或超市。其实，摩门教的这些慈善事业或志愿者的社会服务是提供给那些需要这些服务的成员的，否则这些人将变成福利救济人员。与此类似，耶和华见证会的所有教堂都是由志愿者群体建造的，有时他们一个周末就能完成，而且他们集会的领导和维持也完全靠志愿者。所有高张力的宗教团体中都存在着类似的东西。不难理解，这些资源将导致增长。
8、大多数新生的宗教团体都以高张力的信仰起步，比较成功的宗教团体将逐渐降低其信仰张力，越来越像一个大教会。
在奠基人奉献程度很高的前提下，如果一个组织能够靠少数成员来维持，那么该组织就较容易形成。之所以会这样有两个原因。第一，所需要的成员数量越少，奠基人就越容易吸引必要的成员数——比如吸引20个信徒要比吸引2000个信徒容易得多。第二，通过更好地监督成员的奉献和更有能力激发奉献，小团体更容易降低搭便车行为。因此，团体越小，人均奉献的比重就越高。结果是如果所有的成员都有足够的委身，要维持一个宗教团体所需要的成员人数令人吃惊地少。在1970年代后期，在417个美国本土小宗派中，大约有30%的成员数少于500人，成员数少于2000人的超过了一半（见Stark and Bainbridge 1985）。很多小宗派都能够拥有一个教堂，尽管其成员不到三十个人。这些宗教团体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每一个成员都做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奉献。所以，大多数宗教团体都将从一种张力相对较高的状态开始，一开始它们将是一些小宗派。
但是，能够被激发到其奉献程度能够维持一个小宗派诞生的人仅构成相对较小的市场区位。这样以来，这些能够吸引大量信徒的小宗派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需求。其技巧是变得充分适应社会以实现增长，但不能变得太不严格从而无法引发程度较高的委身。请记住，今天所有开明的新教团体（循道宗、公理会、路德宗等）都是以高张力的小宗派起步的，在几个世纪里它们使自己的适应了低张力。
还应当注意的是，大多数小宗派从未降低其起始张力所以也没有增长，因此，在教会-小宗派谱系上的高张力端将大量存在于规模小的、不成功的宗教组织之中免费论文网。这就是说，大多数小宗派都没有发展前景。它们以小规模起步，并保持小规模，然后逐渐消亡。
大多数小宗派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所有的组织都必须面对市场，小宗派经常无法满足对有充分吸引力和特殊产品的需求。另一些教派的失败是因为营销不力。还有一些教派的失败是因为内讧或缺乏有效的领导。有时候小宗派起步时的张力水平就排除了很多新成员的加入。很多小宗派是由一个人的努力建立的——它们围绕着一个具有异常人际关系技巧（有人称之为个人魅力）的领导来建立。很多情况下，当领导人被团体间关系所窒息因而再无力吸引外部人员时，增长就停止了。
最后，很多小宗派的成败因于缺乏足够的市场开端。小宗派产生过多的结果是，他们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当然，只有当新兴宗教团体的建立及其之间的相互竞争被允许时，这种竞争才会发生。如果这种竞争被政府管制所禁止或阻碍，宗教选择不仅会变得很少，很多人还将拒绝现有的选择。这种对当前有限选择的拒绝可以解释大多数欧洲国家低水平的宗教参与，尽管那里的信仰程度仍然很高。
9、任何社会宗教组织之间的竞争都会刺激努力水平，从而增加宗教委身的总体水平，并导致缺乏足够市场吸引力的信仰消亡。
直到最近，宗教在美国的持续活跃被那些世俗化理论的拥护者以“美国独特论”轻轻打发掉了。用来解释美国何以没有和更“成熟”、“老练”的欧洲国家一起成为完全现代、非宗教的社会的文献汗牛充栋——它们一致认为美国文化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使爱尔兰也被认为其世俗化达到了先进的程度，而只适合于落后国家的宗教却在美国持续地活跃着。
但历史经常出人意料。近年来，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的现代化却伴随着一个明显的宗教发展和普及。鉴于这些大规模的发展，欧洲似乎才是需要解释的一个例外。正如Peter Berger所言：“我认为大多数宗教社会学家和我在1960年代所写的关于世俗化的文章都是错的。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世俗化和现代性的发展是如影随形的。越是现代化就越是世俗化。它并不是一个疯狂的理论，有一些证据能够支持它。但我认为它基本上是错误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不是世俗的。宗教性非常强。美国亦然。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西欧。当今宗教社会学最有趣的一个问题并不是‘你如何解释伊朗的原教旨主义？’，而是‘西欧何以与众不同？’”（Berger 1997. p. 974）
这一转变使坚持世俗化观点的人颇感意外，这使得他们除了重复宗教与现代化不相容的陈词滥调之外，对欧洲的例外提不出任何解释。但宗教的经济进路提倡者一贯主张，欧洲的宗教水平低与现代性或信仰的合理性无关。相反，欧洲对宗教的冷淡，可以想见是高度管制和约束宗教市场、有效阻止健康竞争的结果，这样就使受保护和补贴的教会效率低下哲学论文，而遭受损失的却是整个宗教界。经济进路的倡导者认为，这样以来，欧洲人就不情愿将他们的宗教信仰付诸行动，因为欧洲主流教会（北部的路德宗，南部的天主教以及海峡对面的圣公会）长期以来未能努力来吸引他们。其实，世俗化显然已大大侵害了欧洲人的信仰，其中某些方面已影响到了供职于受保护的垄断公司的神职人员，而其中很多神职人员不仅不能，而且不愿积极地为公众主持宗教仪式。很多欧洲国家的主要教会的名人都普遍和公开地表达了实质上的无神论，特别是在新教社会（见Stark and Finke 2000）。相反，当美国面临着这样的教派或教会领导时——他们确实遇到了——他们有很多有吸引力的其他选择。这样，他们不会像欧洲人那样停止去教会，而仅仅不去那些教会，他们会转变从属关系。这里的要点是，当教会为获得支持而积极竞争时，人们将改变所去的教会，而不是停止去教会。
在宗教经济语境内这些原理特别适用，而宗教经济则是由社会中所开展的所有宗教活动构成的：现有的“市场”和潜在的信徒、一个或很多试图吸引或保持信徒的组织（“企业”）以及由这些组织所提供的宗教文化（“产品”）。宗教经济理论相关的元素可概括如下：1）如果政府对宗教市场的管制压制了竞争，那么政府指定的宗教团体将不会做任何努力来吸引教众或满足宗教“需求”。2）此外，政府指定的教会将被一些野心家所控制或充斥，而他们往往缺乏宗教积极性的。3）最终结果将是广大民众对宗教的疏远和冷漠。4）另外，在缺乏有效的宗教社会化和会众支持的情况下，宗教信仰将变得迟疑、模糊和混杂。5）如果放松管制，最后的结果将是宗教复兴，因为宗教组织开始为会众的支持而竞争。6）对有组织宗教的参与将上升，而且7）宗教信仰将变得明确而广泛。
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该模型适合于近来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发展。当新教信仰的发展在拉丁美洲站稳脚跟并对玩忽职守的天主教的垄断形成挑战，从而不仅使成千上万的会众转向张力更高的基督教，而且最终刺激了天主教的积极回应，从此那里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宗教复兴。在非洲，不夸张地说，数以千计的本土新教小宗派正在为成员而竞争，它们不仅彼此之间进行面对面地竞争，而且还与极富进攻态势的天主教竞争，在某些地方还与好战的伊斯兰宗教团体竞争。其实伊斯兰教的复兴是基于其很多小宗派之间的严酷（有时是血腥的）竞争。
至于欧洲，很多研究都赞同，根据宗教经济理论所做的预测适用于西欧（见Stark and Finke 2000）。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引人注目的意大利对宗教的放松管制，很快导致了同样引人注目的宗教复兴：教会出席程度以及传统信仰都有大幅上升，特别是对于30岁以下的人（见Introvigne and Stark, 2005）。
结语
这就是宗教的“经济”进路的含义。本文不仅在答案上与其他文章不同，而且它所论述的很多问题也与众不同。我认为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很多对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感兴趣的人，在可觉察的范围内都不是科学的。他们也许更应该叫作人文学家，他们所关注的是主题思想、隐喻、讲演、道德、情感、超然性、符号、原型等。第二，即使那些努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大多数也都只能对宗教现象不带深深敌意地来致力于宗教研究。由于同意弗洛伊德所做的整整一页的对信仰的心理学陈述——《一个幻觉的未来》——宗教是一个“幻觉”，一个“甜蜜——或苦中带甜的——毒药”，一种神经机能病，一种“麻醉品”和“需要克服的幼稚”，他们研究宗教旨在将其消灭。（Freud 1927. p.88）。
我可以满意地假定，成千上万的拥抱宗教的人像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一样是精神健全的人，甚至还不如他们奇怪。如果你同意，那么你就接受了宗教的经济进路的一个最根本的原理。
参考文献
Berger,Peter L. 'Epistemological Modesty: An Interview With Peter Berger.' TheChristian Century. 114 (1997):972-978.
Bruce,Steve. Choice and Religion: A Critic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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