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思想进行观察和解读。“质而能雅、依实出华”的佛经翻译思想之所以在中国翻译史上影响深远，正是由于对当时复杂的宗教翻译生态环境多方面、全方位的适应与选择：翻译操作上删繁就简，翻译过程中精益求精，翻译方法的融合创新，翻译形式的有别以往，最终形成经久不衰的优秀译品。本文拟为宗教典籍的翻译思想研究拓展一个新的视域，为翻译学研究和翻译文学理论研究提供更深广的历史向度。
论文关键词：生态翻译学,鸠摩罗什,佛经翻译
翻译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适应、选择、保留、淘汰等现象，生态翻译学以自然生态学的适应选择为理论依据，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利用翻译活动与“求存择优”自然法则的关联性和类比性，论证和建构了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该理论是一种“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翻译观，它将翻译界定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而“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1]39-40当代译界学者认为，翻译适应选择论是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运用“适者生存、求存择优”的自然法则，提出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以及美学层面等多维度进行选择和转换的翻译方法，强调并论证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突破了传统“信”、“达”、“雅”的译评标准，从而得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2]这个结论。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和挖掘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思想及翻译价值，从一个新的角度进一步解读和诠释佛经翻译乃至宗教典籍翻译的复杂性、主观性、互动性和生态性。
1 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可以说是一种视野的融合，是文本的世界观和译者的世界观的对话和融合。尤其宗教典籍的翻译过程从来就不是在文化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与异文化的协商、交流、会通、冲撞甚至部分冲突的情况下进行的。宗教文本不同于普通文本，往往通过隐喻性或象征性语言与读者形成一种直接的对话关系。巴赫金认为对话性的作用是“激发诠释”。一个人既可以立即否定说，这个比喻毫无意义，也可以采取合作的态度，选择恰当的诠释方式，甚至从这个比喻中获得启迪和领受，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意义。意义是通过读者和文本的互动产生的。[3]14无怪乎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在与宗教文本的互动中，读者的生活实践改变着他与文本间的关系，弱化或强化两者间的关系，读者、译者、信徒和忠信者与文本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关系，并反过来影响未来的互动。宗教典籍的这种动态语境即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
历代佛经译文，充满了消弭不了的异解，乃至异说。就佛经汉译而言，语言和文本的客观性很大程度被动态语境的主观性所取代，译者的任务不再是单纯的信息传递，关注文本的词语和语法规则，而是穿越时空，揭示文本的语境，并与当下的汉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基于汉语语境进行反复的诠释性反思，最终成为经典的共同创作者。可以说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是被神秘高深的佛经所塑造的，也是被译者内在不断变化的思维状态甚至行为所塑造的。英语毕业论文网站无论是东晋道安、姚秦鸠摩罗什，还是隋彦琮、唐玄奘，以及北宋赞宁，历代的译经大师，无不是虔诚修行多年的高僧，每位译者的翻译可以说只是一种个别的诠释，而不是最终的诠释，译者可以通过不断解构自己以前的译文从而产生更好的译文。历代佛经汉译之后出转精的事实便是明证。一方面，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译经，必然导致对宗教教义理解的差异，甚而至于同一宗教内不同派别的产生。另一方面，虔诚信众的翻译标准与一般文人的翻译视角显然不同，也势必造成翻译标准的多角度与多重性。
有鉴于此，在宗教文本的翻译实践和翻译审美上，译者的思想不能囿于成见、固执一端，为保证文本与读者、译者之间的动态互动，译者要避免把文本转换为具象的、非模糊性的译本，简而言之形神兼备，“传神”为妥。这不禁让笔者想到鸠摩罗什“质而能雅、依实出华”的翻译思想实在是对于这种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
2 鸠摩罗什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包括社会文化、背景）的选择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体现在翻译活动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笔者认为，从鸠摩罗什的翻译操作、翻译过程、翻译方法、翻译形式及翻译结果上看，都遵循着“优胜劣汰”的基本法则。
2.1 删繁就简的翻译操作
鸠摩罗什梵汉双通，为适应汉语的语言接受习惯，他对冗长繁复的经文有自己的剪裁标准，这也充分体现了译者选择上的主体性、自觉性。据慧皎《高僧传》载，在与僧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时，罗什云：
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4]76
“其大意是：按照印度风俗，见佛之时，皆当陈述赞颂，印度文章辞句华美，佛经的偈诵，都可以配合音乐唱诵，但译梵为汉后，则无此美感，虽然译出大意，文体却很不相类，就像把饭嚼烂了喂人，非但没有味道，而且使人呕心。”[5]90罗什译场所出最大部头的经典就是《大智度论》，有100卷，100多万字，包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全文30多万字，和罗什对该经文的解释60多万字。僧叡在《大智度论序》中说过：“论之略本，有十万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万言。梵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三分除二，得此百卷；于《大智》三十万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见。”由此可见，所删略的经文占梵本原文的2/3之多。罗什撷取精要，删繁就简的翻译操作手法既保留了印度文学的吟唱风格，又符合汉语言简意赅、生动晓畅的审美要求，而且便于实际讲经、读经、诵经的开展，完成了在更大范围向汉地传播佛教经典的译经任务，这也是其译本较他人译本更为流行的一大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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