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语比较研究中“对比”和“比较”杂用现象探析

论文导读:：也有学者采用的是“对比”。英汉语比较研究在国内发展迅速。对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对比，比较，英汉语，杂用
 

近年来，英汉语比较研究在国内发展迅速，不仅成为中国语言学研究中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在国际上也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势头甚至已经超过了西方，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涌现出一大批学术成果。据王菊泉、郑立信的统计，“1995年到2003年国内这方面的论文就已超过2100篇，专著和论文集有124部之多。”[①]然而，笔者注意到，在浩繁的论文著作中，有学者采用的术语是“比较”，也有学者采用的是“对比”，还有学者更是明确地指出二者的异同并坚定地表明各自不同的取舍态度，凡此种种，往往给人以无所适从之感。在下文中，笔者就尝试对此种现象进行分析，并探寻其产生的原因，以期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现状之分析

如上所述文学艺术论文，“对比”和“比较”的使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使用者的不同取舍态度。然而，通过对学者们对二者认识的分析，笔者发现有相同使用倾向的学者，其观点却有很大差异。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这就让我们感到非常迷惑：为什么不同学者对这两个词有不同的使用倾向呢？为什么有相同使用倾向的学者观点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

二、成因之探寻

上述现象之所以产生，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 西方理论的不断引进

此处所指的西方理论，主要是比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相关理论。

比较语言学与对比语言学都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二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有本质区别。它们的联系在于：后者生发于前者，并且二者都是以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为研究对象，都是以“比较”或“对比”的方法来揭示语言的特征。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以距离较近的亲属语言为研究对象，通过历时的研究方法，以确定语言间的谱系关系，因此重在语言的共性；而后者不再满足于研究距离较近的亲属语言，关键词源和语言的某些历史演变，这是不难理解的。”[②]

正是由于对比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存在上述差异，对比语言学从建立之初就一直强调“对比”和“比较”的不同。这些理论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传入中国，七八十年代被全面系统地介绍，九十年代后逐渐普及，对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是中国学者们在“对比”和“比较”面前的不同使用倾向和理论观点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相关的是另外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二）研究目的的不同定位

研究者对研究目的的定位直接决定其对研究的学科属性的定位和研究方法的使用论文网。不同时期的学者对于研究目的会有不同的定位，同一时期的学者对于研究目的定位也会有所不同。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始于1898年《马氏文通》的出版，最初的目的是要建立汉语自身的语法体系，就需要“由同求异”，把学科属性定位在对比语言学。同时由于受英语语法的影响，又为了证明汉语并不逊色于西方语言，汉语也有语法，而且与西方语法相去不远，因此时时以西文的语法规则来观照汉语，使得这部汉语语法书处处都充满了西文语法规则的影子，这样在方法的使用上又偏向了“比较”。马建忠如此，就连后来尖锐地批判其为“模仿”的黎锦熙也承认自己的《新著国语文法》“英文法面貌颇浓厚，颇狰狞”。[③]

1977年吕叔湘发表题为“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著名讲话，这是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的一个转折点，研究目的开始转向为二语教学服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主要以对外汉语教学为服务对象文学艺术论文，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研究重点应放在外国人学习汉语时因受母语干扰而难以掌握的项目上，这样自然要突出汉语与英语的差异，要使用“对比”的方法。这就是表1中第二类的情况。

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突破在教学领域的局限，开始着眼于普通语言学。二十年来，学术硕果累累，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学者都是赞同“异同兼顾”的，即认为既要建立汉语自身的理论体系，又要探索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但有些（第三类）更偏重于“由同求异”，因此他们的学科定位是“对比”，强调采用“对比”的方法；也有些（第四类）更偏重于“由异求同”，因此他们的学科定位是“比较”，强调采用“比较”的方法。还有学者强调“异同并重”并采用“比较”的方法，但是由于受西方理论的影响又把学科属性定位于对比语言学。不过，在词语的使用上，其中一部分（第五类）“对比”与“比较”兼用，另一部分（第六类）则坚持用“对比”，对这一分歧的解释就要涉及到第三个原因。

（三）“比较”一词的宽泛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2000年修订本）（以下简称《词典》）中“比较”分属三个不同的词类：动词、介词和副词。在本文中，“比较”和“对比”只涉及到用作动词或名动词时的区别，因此我们只考察二者在动词义项上的情况。《词典》中“比较”一词义项①的解释是：“就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的事物辨别异同或高下：有～才能鉴别”；“对比”一词义项①的解释是：“（两种事物）相对比较：古今～/新旧～”。[④]相比而言，“两种或两种以上”包括了“两种事物”；“辨别异同或高下”既寻找共性又寻找差异，“相对比较”在暗含从属于“比较”的同时又更强调差异；只是“比较”更多的是在同类事物之间进行，而“对比”则没有这样的限制。因此仅从字面含义来看，“比较”比“对比”更宽泛一些，而且似乎已涵盖了“对比”，所以有些学者往往以“比较”来统称“比较”和“对比”，或以“比较”来代替“对比”。

尤其是在西方理论传入前，还没有对二者进行区分，学者们大多一律使用“比较”，或是以“比较”代“对比”，以“比附”代“比较”，这可以从吕叔湘的一段话中得到印证：“比较是比较，比附是比附。……比较是要注意英语和汉语的不同之处，让学习者在这些地方特别小心，这是应该的。而且文学艺术论文，英语在咱们是外国语，汉语是咱们的本族语，要是我们不帮着学习者去比较，他自己会无意之中在那儿比较，而且只见其同不见其异，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比附了。”[⑤]

西方理论引进后，国内学者开始受其影响，如吕叔湘后来的表述中就开始出现“对比”一词：“实际教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有两种语言对比的研究做基础，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开展。”[⑥]

随着西方理论的不断引进，国内学者受其影响也逐步加深，表1中第五类学者所处时期较之第六类要稍早一些，因此在词语使用上“对比”和“比较”兼用，而到了第六类时就开始坚决地使用“对比”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个方面的原因并不是各自孤立地起作用的，而是经常结合在一起影响有关学者对“对比”和“比较”的理解和使用，从而导致了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中“对比”和“比较”杂用的结果。

三、问题之思索

中国的英汉语比较研究从诞生之初就伴随着“对比”和“比较”之争，直至目前尚无定论。其实这些争论似乎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因为这只是个符号的问题，大可不必非要与西方比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联系起来。而且由于“比较”一词的宽泛含义，完全可以用这个词来统称二者，这样就不会再给读者带来迷惑。

上述争论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与国内学者对于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与西方比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关系认识上的不同有关。其实，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与上述二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总体来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与对比语言学的共性更多一些，这正是大多数学者都把它归为对比语言学的原因。然而，他们之间又有明显的差异，由此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归属于二者之一。但是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认识，而且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有些偏激论文网。例如，魏志诚、原一川认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属于语言学之下的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⑦]伍雅清的看法更为极端：“我们的英汉比较，实际上就是用汉语的事实来检验以英语为蓝本的当代西方语言理论。”[⑧]与之相反，潘文国、谭慧敏则坚定地把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归于对比语言学范畴，并明确地指出：“‘对比’对于对比语言学来说，不仅仅具有方法论意义，更具有学科本体论意义文学艺术论文，可说是对比语言学这一学科的灵魂和核心”，认为使用“比较”一词来代替“对比”就是“对于对比语言学产生发展的历史不甚清楚”。[⑨]这些针锋相对的观点的产生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其一就是应该如何处理“共性”和“差异”的关系。“共性”和“差异”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对矛盾，在语言研究中也不例外。具体而言，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中“共性”和“差异”的关系问题就是“求同”还是“求异”的问题。“对比派”批判“比较派”的一味“求同”泯灭了对比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的界限，抹煞了汉语自身的特点。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对比派”的刻意“求异”是否会影响不同语言和文化间交流平台的搭建，从而妨碍正常交流的进行？这已成为所有学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由此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应该如何对待引进西方理论和建立自身理论体系的关系。建立中国自身的理论体系，是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最初的目的，也是最根本的目的。正如邢福义所说：“只有努力摆脱附庸地位，提出能够跟别人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的学说，中国的语言研究才能真正做到‘同国际接轨’。须知，接轨是双向的。要跟强者接轨，自己必须成为强者。小羊，不可能和狼接轨！”[⑩]然而，在使自己成为强者、提出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之前，应该如何对待西方理论？是该借用西方术语做出汉语的解释？还是在西方体系基础上进行调整？抑或是摆脱西方体系另辟蹊径？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不过，无论采取何种态度，最重要的还是要实事求是，从汉语实际出发，寻求汉语自身的特点，进而探寻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

参考文献
[①]王菊泉，郑立信（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②]王宗炎：《广州外语科研界剪影》，《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4期。
[③]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新一版）·今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2页。
[④]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5页，第317页。
[⑤]吕叔湘：《中国人学英文》，北京：开明书店，1947年，第4页。
[⑥]吕叔湘：《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见中国语言学会(编)《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学术报告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页。
[⑦]魏志诚，原一川：《英汉语比较研究综述》，《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⑧]伍雅清：《英汉语比较的两个问题》，《外语学刊》2000年第1期。
[⑨]潘文国，谭慧敏：《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0页。
[⑩]郭生：《在突破口上——邢福义谈建立中国特色的汉语语法学》，见邢福义《语法问题献疑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