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与《讲话》的“合”。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倡的。也即二者有“合”也有“离”。此时距离毛泽东的《讲话》已经一年多了。
论文关键词：《论赵树理的创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合，离
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典诠释。通过对赵树理的创作实际的分析，会发现周文与《讲话》存在着承继性，同时也存有紧张性，也即二者有“合”也有“离”。
一、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与《讲话》的“合”
周扬1980年在为《赵树理文集》所做的序中说，“我写那篇文章（指《论赵树理的创作》，笔者注）时，和这位在文坛初露头角的新星还不相识，只是对他作品的新颖题材和独特风格以及作者的卓越才能感到惊异。全国解放后，我才认识赵树理同志。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1从这篇序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信息：周扬当年在为《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寻找贯彻实践成绩时，与赵树理并无个人私交的成分和宗派的因素影响，甚至他们未曾谋面。在众多的作家和作品中，能够选中赵树理，确实需要独特的目光。不管当时《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如何流行，现在回过头来看，它们并不是反映阶级斗争的最好作品，那么吸引周扬的就只有“作品的新颖题材和独特风格以及作者的卓越才能”及富有特色作品。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周扬既不同于“左联”时期对苏联文艺政策的简单“搬运”，也不同于解放后不得不一次次将文艺建设向政治斗争妥协作为政治斗争的策略，这个时期他初步形成了他的文学批评思想体系，是政治文艺的不倦阐释者。在左翼批评界论文范文，他第一次翻译了别林斯基的《论自然派》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等著作，并先后撰写了《艺术与人生》、《我们需要新的美学》、《文学与生活漫谈》、《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等论文，积极建构他的批评体系，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并提，介绍到中国，并积极提倡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化，其在主编的《文艺战线》等刊物上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及解放区的工农兵生产斗争相结合，寻找属于左翼批评界的方法和标准，开始注意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此阶段的他一方面提倡文艺服务于政治，但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相反，他将此提到了一个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高度，因此，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便具有极其紧密的承继关系，其内在价值追求都是在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找寻一条符合战时延安和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艺宣传与创作道路。赵树理的特殊性就在于他的文学追求和创作在内在气质上契合毛泽东和周扬的文艺构想。周扬选择了赵树理，体现了他的历史眼光与文学素养。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成名作，它发表于1943年5月，此时距离毛泽东的《讲话》已经一年多了，但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是在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才首次公开发表，因此，《小二黑结婚》并非遵命之作，而是赵树理那种“民粹性”的创作实践与延安时期毛泽东发出的“做农民的小学生”的号召及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相生相伴的左翼文论不谋而合[5]100。当赵树理首次看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时，他激动地说：“我那时虽然还没有见过毛主席，可是我觉得毛主席是那么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的，但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的、合法的东西了。”[6]这种“提倡的、合法的东西”，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倡的，“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和敌人作斗争” [7]52，这种功利性的文艺观，赵树理在总结自己的创作时说，“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可以说论文范文，“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8]13981946年8月26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扬的《论树理的创作》，文中首先指出，“在被解放了的广大农村中，经历了而且经历着巨大的变化”， “这个农村中的伟大变革过程，要求在艺术作品上取得反映。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了这个要求” ，并进而指出，“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2]158-159，其句子里外的意味颇值得玩味。周扬给予赵树理如此高的评价，一方面是出于“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文艺发展的一种展望” [3]，另一方面，“反映了将之‘经典化’的急迫”[4] 。这是一种方向相同的价值取向，亦即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提出的“这个农村中的伟大的变革过程，要求在艺术作品上取得反映。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个要求。”[2]159
此外，关于文艺作品大众化和写工农兵语言的问题，《讲话》中指出：“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关于民众崇拜，毛泽东指出，“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7]55对于旧文艺形式，《讲话》认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摘要区别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替他们解决问题。老杨同志和章工作员的区别就在这里。”[7]167，周扬进一步说“在解放了的广大农村中，经历了而且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农民的革命精力正在被充分地发挥，这个力量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抗拒的，是无穷无尽的。”[7]158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看出，周扬作为一位具有一定文学素养的文艺评论家和政治工作者论文范文，出于文艺和政治的双重需要，为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又遵循《讲话》的精神，他选取赵树理和他的作品作为实现这二重目标的范本。因此，周扬说： “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的一个胜利。”[7]171为此，在1947年在晋冀豫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陈荒煤提出了“赵树理方向”，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周扬在1949年文代会上，在《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上，重新强调了这种方向。《论赵树理的创作》因而成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典阐释，显示了二者的继承关系，这篇文章也左翼文学批评史上成为一座里程碑式的标志。
二、《论赵树理的创作》与《讲话》的“离”
有意思的是，赵树理这样一位被周扬视为解放区文学创作方向的人物，毛泽东却从未对赵树理做过任何的直接的评价[9]。如果说毛泽东因为不熟悉赵树理那肯定是说不过去的，赵树理在解放区的地位，影响是很大的[10]。相对于周扬的高调评价和毛泽东的沉默，那么《论赵树理的创作》便不能归之为纯粹意义上对《讲话》的图解，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论赵树理的创作》与《讲话》之间一些貌合神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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