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从《小二黑结婚》来看，它的出版与《讲话》的公开发表并非一个从学习到创作的过程，这个问题前文已经论述过。如果说它们有相合的地方，那只能说在共同的价值诉求方面有一致的地方。但这种“一致”是局部的，而非全部。这个问题在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中被解释为“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上的重要收获，并且许多出版物都无意有意地将《讲话》的发表订为一九四二年五月而非一九四三年十月（前文有论及），这就要给延安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准备一个逻辑上的时间。
其次，赵树理的“民粹”主义立场与毛泽东的农民政策和对“人民”的划分并不是一个概念，如果说前者是作者的立场和价值诉求的话，那么毛泽东提倡的“人民”的观点及制定的农民政策，则主要是来源于斗争的策略。赵树理并没有完全符合政治的要求，“左翼文论强调文艺的方向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但两个服务中首先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种意味深长的排序背后是很微妙的政治修辞。这两个服务，其实前面一个是主宰，它是要通过为工农兵服务达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 [5]103这种政治修辞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被理解为“农民和地主之间进行了微妙而剧烈的斗争”，亦即阶级斗争，但纵观赵树理的创作，符合“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斗争的作品并不是很多，这点在他四十年代的创作中尤为明显。他作品中更多地关注的是农民利益和农村基层政权的纯粹性，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有意遮蔽这点，而彰显其阶级性论文范文，便是为了和《讲话》保持一致，体现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但对于赵树理的创作实践来说，作品就是最好的说明，周扬在这里对赵树理小说的主题做了提炼和置换，以便对其做出合理的经典化的阐释。周扬八十年代在为《赵树理文集》做的序中承认了这点，“那篇文章本身（指《论赵树理创作》，笔者注），现在重新来读，说的并不充分，也不深刻。记得当时就有人说过，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而我的文章却没有着重指出这点，是一个不足之处。”[1]1聪明而艺术敏感如周扬者当然不会“没有认识”到这点，这与其说是一种“检讨”，不如说是一种措辞上的“修辞”，既然当时就有人说过，那么就说明了问题的普遍性，何以周扬会在这篇重要的论文中会没有发现呢？事实应该是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将赵树理简单化、方向化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选择赵树理作为方向是对的，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他的一个“失误”，这种“失误”的直接结果就是解放后毛泽东的始终不肯发话和评论界、政治宣传方面对赵树理的不满和批评。《论赵树理的创作》就在周扬的权力沉浮中维持着与《讲话》的微妙关系。这既体现为文学批评与文艺政策的某种紧张，又表现为多变的政治与有风格的作家创作的矛盾。作家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他兢兢业业，唯恐有什么过失，但相对于政治的变幻不定，赵树理解放后创作的困境，已在1951年他与斯大林文艺奖金的错过时开始显露出来了，周扬所确立的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方向”，竟然在最能体现出“政治选择”的斯大林文艺奖金的评比中败下阵来，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亁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的获奖却是周扬不愿看到而不能不看到的事实[11]。这无形中从实践中印证了《论赵树理的创作》在与《讲话》进入解放后阐释的“尴尬”。
《论赵树理的创作》在对赵树理的创作进行放大、遮蔽、主题置换的另一方面就是表现为“一个小元变坏了，其他许多‘小字号的人物’还是积极的” [7]161的复杂问题的避而不谈和简单化处理上。这实际上涉及一个政权建设、民主监督的问题，这就让人联想到建国前夕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谈的历史兴亡周期律时提到的怎样防止腐败和监督权力的问题。毛泽东当时回答说人民群众会监督权力，防止腐败，但“人民”始终是一个笼统而暧昧的界定，赵树理关心的是像小二黑、小芹这样的具体的人民大众自身合法权利如何实现的问题（在现实中论文范文，在与故事相似的环境中主人公就以悲剧结束），问题本身很复杂。如果农民面对村一级政权而利益无法实现，必须得越级上访，到区里争权利，或者村中的群众利益得等到“老杨”这样的“钦差大臣”出现才能保障，那么这种非常规的权利诉说途径如何变成日常生活中容易的事，则要打上一个问号。这种严肃的现实创作方法与《讲话》中提倡的文艺的宣传功能并不是重叠、统一的。这是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没有也无法深入去谈的问题，这种对于赵树理创作的阐释便构成了与《讲话》的紧张，以毛泽东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期待，他自然不会将赵树理的作品与《讲话》中已经说出和没有说出的话语混为一谈。此外，“方向”化了的赵树理虽然对自己的创作做了一些调整，但作家的创作追求始终难以达到政治的期待，无论周扬、胡乔木怎样让赵树理“补课”，无论左翼文坛对赵树理解放后的长篇《三里湾》做出怎样经典化的阐释，到了更为激进的文艺政策的出现时，赵树理的“方向”和“经典”地位便无形中受到了动摇，这便是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局限性所在，这种局限与其说是由于批评对象的复杂性所造成，毋宁说是政治形势的多变性和文艺政策的策略性所造成的，这也是政治文艺批评模式的局限性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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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C]// 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上册）》.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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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乔亮.赵树理何以成为方向[J].文艺争鸣，2008（12）.
[6]戴光中.赵树理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174.
[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C]//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8]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四卷）[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
[9]张红秋.赵树理文艺创作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离合[J].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1）:39-46.
[10]黄修己.赵树理研究学习资料[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32.
[11]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1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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