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尚简”的特征在传统文化中体现十分明显。而是发展了一种悖论的诗学（apoeticsofparadox）”。
论文关键词：简，诗学，传统文化
徐中玉在《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1]一文中专门把“重简”作为民族特色之一。认为我们民族向来主张“辞尚体要”的。“尚简”的特征在传统文化中体现十分明显。
一、“简”的含义与理解
在古代中国的典籍中，“简”可直接作为一个单音节词使用，也可与其它语素结合构成双音节词。作单音节词使用的例子如：“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2]（《论语·雍也》）“简”与其它语素结合而成的双音节词在古汉语中主要有：简要（简明切要）、简古（简纯古朴）、简直（简明质直）、简明（简要易明）、简易（简略而便易）、简素（简约朴素）、简缘（简省外务，犹言寡欲）、简阔（疏略）、简略、简约（简易节约）。[3]“简”随语境和结构形式的变化，含义也跟着衍变，由此，在总体上形成了一个颇为丰富的“简”的语义谱系。这一谱系的直接语义层面归纳起来大概有六个方面：a 与“多样”相对的“单一”；b 与“复杂”相对的“简单”；c 与“矛盾性”相对的“一致”；d 与“深奥”“难于理解”相对的“简明”；e 与“丰富”相对的“贫瘠”；f 与“篇幅长”相对的“简短”。“简”的意义衍生使对于“简”的绝对准确的单一定义不可能出现，但这并不排斥可以有相对合理的语义规定。从现代学理的角度看，“简”的最基本的意义规定可以描述为“在场之量少”。“在场之量少”这一描述的最大好处在于它充分注意了“简”在古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实际上内含着一个悖论性的语义结构。“在场”可暗示有“不在场”的存在。“量”兼有对“质”的逻辑确认。“在场之量少”作为对“简”的意义规定，因此有直接陈述和间接暗示两个维度。在直接陈述的层面上，它对在场事物的量化形态作出否定性的描述，也就是说，它意味着“不多”。这正是作为单音节词的“简”和以“简”为基本语素的双音节词首先要给出的最基本的意义规定。无论是与多样相对的“单一”，与“复杂”相对的“简单”，还是与“深奥”相对的“简明”等等，可以说都是以“不多”为基本意义规定的诗学，也就是说都是对“在场事物的量化形态所作的否定性言说”。在间接暗示的维度上，“在场”可以同时暗示“不在场”，“量”可以反过来变为对“质”的指示。“在场之量少”肯定了“不在场”的“量”与“不在场”的“质”出现的可能性。中国古代对“简”和“简族”概念的使用，常常就正是兼赅“在场”和“不在场”、“量”和“质”这既否定又肯定的两个方面的。它的直接语义是说“不多”，是否定。但它以某种“潜在的多”为基础，以“潜在的多”为言说的意向性目标；就其潜在的意向来说，它是肯定。刘大櫆的《论文偶记》：“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易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核心期刊目录。”[4]这里的“简”一方面指篇幅简短，词语简易，描述简单，意思简明等等，这是在场的量的一面。但同时，它又内含了真实真诚的“意”，准确精当的“理”，充沛丰盈的“气”，无限丰富的“神”，这些就是“简”中所含的“不在场”的一面，“质”的一面。美藉华裔学者刘若愚教授说：“对语言悖论的本质及诗歌悖论的本质的意识，促使中国诗人不是去放弃诗歌，而是发展了一种悖论的诗学（a poetics of paradox）”，即以‘以少总多’（saying moreby saying less）或以其极端的形式，以无言来尽言（saying all by sayingnothing）.因而在实践中，中国文论形成了以含蓄代明晰、以简明代冗长、以间接代直接、以暗示代描述等方式。”[5]刘教授所说的“以少总多”“以无言来尽言”的悖论虽主要是指中国诗学，但它首先正是“简”和“简族”语词所内含的悖论。
因为蕴含否定和肯定并存的悖论性语义结构，“简”因此同英语的对应性概念simplicity构成了鲜明的差别。simplicity 是simple 的名词形式。simple 的意义包括easily understood or done（易理解；易做）；notcomplicated（不复杂）；artless（无人为）；insignificant（不重要）等等，simplicity的所有这些义项都是从否定的角度言说的。“简”的否定和肯定并包的语义结构形式同中国古代文化对“简”的崇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语义结构不仅直接指示了古代中国人对“简”的认知性理解，而且揭示了古代中国文化尚简价值意向的构成。作为语词的“简”（包括以简为基本语素构成的简族语词）是古代中国人对“简”的经验意识的凝结。“简”的语义结构体现的是中国人头脑中的“简”的经验结构和意识结构。由于这一结构同时具有否定和肯定两个方面，中国人对“简”的现实追求因此具有了独特的合理性。这一独特的合理性可以从多方面加以体认，就其“高处”而言，可以直接关联到这样一种形而上层面的论证：否定和肯定的并包暗喻了破除和建设、死灭与再生的统一诗学，这无论是对于主体还是对于客体，都具有言说的真实性。也由于有其合理性，尚简因而具有了超越一定时空范围的普适性。
二、尚简意识在古代中国文化中的普遍表现
在古代中国的文化典籍中，尚简作为一种价值意识，有时通过对于“简”和简族语词的直接援引表现出来。《易·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之，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6]“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义配至德。”[7]《易》在这里谈的是宇宙本体论。作者的意思是说：《易》的内容是简明的，宇宙的本真性存在也是简约的。“简”既是《易》一书的言说特征，同时还是与“天地”、“阴阳”、“至德”相匹配的并与之等质的宇宙的本体性规定。《易》一书对中国文化观念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形成影响深巨。宇宙本体是古代中国人尊崇敬奉的最高权威。《易》对于“简”的推崇；“简”在宇宙本体论层面的定位，这两方面不仅是充分表明了《易》一书自身的理论立场，同时也清楚地喻示了“简”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
中国古代对简的崇尚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没有直接言明的心理上的认同的存在，并不一定，或者说并不需要通过对简族词语的援引表达出来。这种纯粹意识性的存在，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就具有强烈的尚简特征。
汉字属于表意文字，本身含有丰富的信息量。是由音、形、意、三位一体构成的，而且一词多义，包含有象形、引申、假借等，因而无需多费字词就可以表达丰富的含义。“汉语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形而上’的语言，它主张‘以神统形’，重意轻言，只要能够意会，理解，形式上就可以‘人详我略’”。[8]汉语的词汇具有极大的弹性。词性不存在特定的规定。名词、动词等也没有明显的区别。在不同的语境中，同一个词可以具有不同的词性。汉语的语法结构，比较自由，构词灵活，没有形成那种严密而周全的表述方式。汉语句子组织多是虚实相间、有无相生。汉语的这些特点本身既表现了简，同时也保证了汉语话语言说的简约。古汉语中大量修辞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促进了汉语言说简约性的形成。“中国古代的修辞观从一开始就以‘意旨’的修炼为其着眼点，以‘言近而旨远’为修辞的理想境界。……修辞之术在古人心目中仅仅是为特定的修辞之意而设的手段。为了喻意深远，中国古代修辞学不像西方古代修辞学那样惟技巧是求，技巧至上诗学，而是宁愿尽可能地‘省略’技巧，淡化技巧，求其简约浅近，‘不下带而道存焉’”。[9]郭绍虞指出：“中国人思想是很能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理出头绪，寻出规律，使之简易化，然后再从简易入手，驾驭各种变化和复杂事情的。”[10]汉字的构造和汉语的使用正体现了中国人善于使复杂的事物“简易化”的能力。
第二，在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方面，古代中国的文化经典大都提倡简朴、简素、简缘。
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1]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核心期刊目录。”[12]从上述记载来看，孔子和颜回追求的生活方式都是很简单、简朴的。
同样的观念也存在于道家的思想中。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13]繁琐、过分的声色感官追求会让人迷失自我、丧失正常的理智，出现如魏源所说的“视久则眩，听繁则惑”的现象。因此，老子提倡“见素抱扑、少私寡欲”[14]，过简单的生活。生活越是简单简朴，在老子看来就越幸福。老子的“小国寡民”：过的就是既简单又幸福的生活：“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5]生活既以简单简朴为目标，人的在世活动也应该力求简化。
老子说：“大巧若拙诗学，大辩若讷。”[16]庄子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17]“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18]“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19]老庄在这里谈到的“拙”“讷”“寂寞无为”都意味着对现实人生活动的尽可能的取消。在老庄看来，在世行为的简化是宇宙本体的规定（“天地之道”），是最高的人生境界（“圣人之德”）。
第三，在心理、精神、思维、意识的层面上，古代的思想家崇尚简单、简明，简易。
道家认为社会的混乱、动荡是因为知识、智慧、经验太多。因此他们提倡“绝圣弃知”，要求尽可能地放弃认知，让自己的头脑变得简单，让自己的心理处于一种无思无欲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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