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慈孝；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宁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20]“要求统治者应该：“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21]老子的绝圣弃智主要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的。庄子则进一步从个体追求的角度强调了这一思想的意义。庄子说：“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诗学，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神纯粹，其魂不罢（疲）。虚无恬惔，乃合天德。”[22]庄子这里的“知”，指人的智慧和知识；“故”，指事、巧作，包括人的伪诈、经验。因为人一旦有了“知”与“故”就不能够保持心理的质朴，越来越复杂。“说知邪？是相于疵也。”“多知为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23]“去知与故”才是顺着自然的常理；“虚无恬淡”才合自然的德性。庄子也有从社会层面强调“去智”的论述：“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灭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24]故他主张“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攦工倕之指”。庄子相信，抛弃一切与知识智慧相关的东西就能创造出清平盛世：“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25]
儒家不像老庄一样公开提倡绝圣弃智，但其对心理意识复杂化的排斥是与道家一致的。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儒家有“不可使知之”的古训核心期刊目录。儒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是内圣外王。与外王相比，内圣又是更基本的、更重要的一面。内圣的基本规定是“爱人”。儒家将作为道德心性的“爱人”置于全力追求的层面上，并不重视对个体心智的提升，儒学原典因此很少强调纯粹认知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纯粹认知与道德心性事实上存在对立，因此对于道德心性的全力培养在历史的实践中便具有了对于心智提升的排斥性。
与先秦儒道崇尚心理的纯朴性简单性相对应，魏晋玄学和禅宗同样在思维方式上尚简。王弼主张“举本统末”、“简以济众”。《周易略例·彖明》：“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自统而寻之诗学，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繁而不忧乱，变而不忧惑，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彖》。”[26]“以寡治众”、“以一制动”、“统宗会元”、“约以存博”、“简以济众”这些观点充分表明了王弼哲学对简的推崇。
魏晋人谈玄，思维方式和语言都崇尚简约。《世说新语》载：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27]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哪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意达，皆此类。”[28]
禅宗的主要教义之一是“不立文字”，即不在思辨推理中去作“知解宗徒”。慧能认为，任何语言、文字都是人为的枷锁，它不仅是有限的、片面的、僵死的、外在的东西，不能使人去真正把握那些真实的本体，而且正是由于执着于这种思辨、认识、语言，反而束缚了、阻碍了人们去把握。慧能的“诸佛妙理，非关文字”，“第一义不可说”，“说即不中”都是指最微妙的义理是文字无法表达的，是无法通过语言进行言说的。因为“不立文字”的教授方法，禅宗否定语言文字对思维内容的表达能力，认为一切经教、文字都是成佛的障碍，佛性在自心，悟便成佛。心性本体是脱离语言的，“说似物即不中”、“开口即错”。许多禅师给学徒们讲经布道，开头句便是“莫记音言……”，因为语言是不确定的，心对“言”要有超越性。禅对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的否定其实是建立在对人生和生命的非理性和非逻辑的深刻领悟上。铃木大拙在《禅学入门》中说：“逻辑深深渗透了人生，以至人们竟得出这样的结论，逻辑就是人生，逻辑之外没有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地图是按逻辑完成的，并且不叫史改的，描绘好了的，我们只有顺从它诗学，作为最后的思维准则，它是不叫侵犯的……禅向这种混乱的堡皇发动攻击，它要说明，我们的生活是心理的、生理的，不仅仅是逻辑的。”[29]
禅宗反对语言，主张不立文字，但是“不立文字”还是要“不离文字”。不要言说的毕竟还是要说，不要表达的还是要表达，禅师们为了解决这难题，就常采用朦胧含糊、简练至极的形式来引发人们的悟性。比如，比如著名的云门宗就有“一字禅”之说。《五灯会元》卷十五：“问：‘如何是正法眼？’师曰：‘普。’问：‘如何是啐啄机？’师曰：‘响。’”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松柏子。”又问:“如何是道?”师曰:“自云覆青嶂，蜂鸟步庭花。”在他们看来，字越少，人的想象力就越大，就越容易达到顿悟，以少胜多，真正理解禅的本来意义。
倪嘉（1978—），浙江人，江西科技师范学院讲师，硕士，语文教学方向
[1] 徐中玉.中国文论的民族特色.文史知识.1985年.第10期。
[2]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二版.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4页。
[3] 均引自辞源（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89页。
[4] 刘大櫆.论文偶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9页。
[5] 王晓路.文化语境与文学阐释——简论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
[6] 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29页核心期刊目录。
[7] 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35页。
[8]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5页。
[9]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74页。
[10]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引自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11]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二版.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0-71页。
[12]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二版.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9页。
[13]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6页。
[14]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36页。
[15]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57页。
[16]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41页。
[17]【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二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77页。
[18]【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二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57-458页。
[19]【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二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37页。
[20]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36页。
[21]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北京：中华书局.第71页。
[22]【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二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39页。
[23]【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二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0页。
[24]【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二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53页。
[25]【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二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77页。
[26]【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91-592页。
[27]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2页。
[28]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0-111页。
[29]【日】铃木大拙.禅学入门.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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