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将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东西《后悔录》做比较阐释，来探讨隐藏在“性欲压抑”这一象征体背后的话语权利转换。
论文关键词：性欲压抑，转换与超越，话语权利
一、反叛的话语资源——性
“性”这一话语资源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禁忌，在很多的才子佳人小说中，有意识的用唯美的画面将其含蓄的表达。当时代发生变化，逃脱出陈旧的思想观念的窠臼，将其作为话语资源的时候，是中国文学作品彻底摆脱平庸的表现。
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东西的《后悔录》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纪，前者创作于1985年，后者创作于2005年，但是二者都以“性”作为话语资源，并且在作品中都将这一话语资源贯穿其始终。
张贤亮的《男人一半是女人》写于1985年，是“伤痕——反思”文学浪潮下的作品，他以一个归来者的身份用自己的文字回忆文革时期对于知识分析的迫害，来寻找现实的起源。在这部作品中，开篇在《唯物启示录之一》中就写道：
我多少次想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但不是为这段经历感到懊悔文学艺术论文，便是觉察到自己要隐瞒这段经历中的某些事情而感到羞耻，终于搁笔。[1]
长期的性欲压抑，使得章永璘对于“性”有着一种复杂的看法，总是在一种知识分子固有的清高和对于“性”本身需要的复杂矛盾情绪中纠缠不清。章永璘本身对于对于性爱充满了渴望，他也会和劳改犯们一起对“男女故事”浮想联翩，但是由于森严的政治环境最终还是阻止了他的性渴望。接着因为黄香久性感的肉体使章永璘有了对性爱更深层次的向往，当章永璘在知识分子固有的优越感与性爱选择中犹豫的时候，最终在黑子夫妻和马老婆子的劝说下和黄香久结婚。当他知道自己的妻子与农场书籍曹学义偷情的时候，他再次受到打击，最终章永璘还是在抗洪抢险中又恢复了性爱。
《后悔录》从表面上来看是对于过去一步步人生的后悔，其实质是对于身体的后悔。小说用了七章，每一章都以“如果”开始，《后悔录》将对身体的后悔直接的以生殖器官为依托，最终借助“性”这一话语资源来展现。在这部小说里，曾广贤因为看到父亲与赵山河发生性关系的场面，泄密导致自己的父亲差点送命，后来赵敬东也死了，他也认为是因为自己说出了“赵敬东与狗之间的交媾”这个秘密而造成的。这种时代压抑下，对人本能欲望漠视的环境使主人公曾广贤逐渐滑落入一种非人的状态。小池在去插队临走前，脱下裙子时，曾广贤觉得这是无耻的流氓行为，然后逃跑了；在与张闹的相处中，有无数次的机会与张闹发生性与肉体关系，他最终都退缩了，荒唐的是，曾广贤却因为强奸张闹的罪名而入狱；当他出狱后，准备于小燕发生关系，又一次因为无法克制自己的心魔而失之交臂核心期刊。
两部小说虽然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都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一个秘密：二者具有相同的行动元。[2]（行动元指的是具有相同目的、意义的行动要素）故事的起源都是因为主人公在政治环境的压迫下造成了性无能的状况，故事的过程都是性无能者在不断的寻找机会恢复性功能文学艺术论文，故事的结局都是性功能是否恢复。在这样同一模式的行动元下，两篇小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性”在这里都是一种寓言，而并不是这个名词本身的意义。在张贤亮的作品中。由于作者的作品属于是伤痕反思文学，因而其实是作者重新审视和思考造成这一悲剧的动因，“性”在这里是政治的象征，如在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婚姻就像是蹲牢房。在这里直接的暗示着“性”与政治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最后章永璘“性功能”的恢复也是发生在救人之后，在自己心里获得了个人主义的自豪感而恢复成为了完整的人，最终救赎他的依然是政治。而在“性”这一行动元的故事展开中，似乎什么也不能救赎这种“性无能”。这里的“性”可以说是一种人生状态。无论二者在寓言象征上有怎样的差别，都同样是以“性”作为话语资源；来作为对于时代的反叛。
二、修复记忆的方式：还原历史还是还原人性？
1985年张贤亮因为《男人的一半是哦女人》而遭热议，当它孤军深入到尚无人涉足的“性压抑”这片文学沙漠的时候，各种褒贬之词异军突起，当2005年，东西的《后悔录》同样作为话语资源时，更多的是一份对于文学领域的理性思考。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对自己身份的呼唤和确认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文革彻底打破了章永璘的意识思维模式，当多元混杂的文化价值一齐向它涌来的时候，它意识到了这种复杂的矛盾存在。在表面上，他接受了一整套历史文化价值观念被颠覆的结果。当然，同时内心依然存留着知识分子的固执与认同，“对异性的爱只专注于异性的肉体，爱情还原为本能，感情和皮肤同步变得粗糙起来，目光中已没有一丝温柔，变得象鹰眼似的阴沉，我抚摸得到我胸腔，我腹部里有一种尖锐不安的东西撞击着我”。[3]因而一个矛盾的章永璘在与黄香久感情进一步发展到结婚直至最后离婚文学艺术论文，都是作为一个矛盾的焦虑个体而存在，它不断的发出“我是谁？”的追问。
文化身份的认同是一种寻找自我、构建自我的过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完成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小说是将这种自我建构通过一个情欲相织的故事来抒写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压抑而导致的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摇摆必定，作为章永璘所需要的并不是肉体性爱，而只是在它身份确认过程中的必须。他从本质上来说，所需要的是精神归宿和自由的思考，最终指向的是“真诚的政治理想”，所以，章永璘在洪水中以英雄的方式完成了政治理想的实现，也最终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
比起章永璘，东西小说中的曾广贤就显得杂糅不堪，并不是它的身份问题，而是那种永远无法摆脱的对于自己的隐形束缚。曾广贤因“性欲压抑”而成为一个被扭曲的人，这一切自然是来源于对政治的恐惧：它人生中关于“性”的第一课是看狗的交配，连这样的场面的被观看，都要求被写检查；当父亲与赵山河发生性关系的场面被自己看到因为口误而差点害死自己父亲的时候，这时在他心里已经感到“性”是一种羞耻，最后又因为“强奸犯”的罪名入狱，当它出狱可以得到性的时候，又因为它内心无法摆脱的阴影而使其成为一个“性无能者”。当以上所有的片段连在一起，成为了一场隐蔽在日常意义下的超现实的真实。曾广贤在一种窘境中存在。无论他如何努力挣脱和选择都重而不能，当它最后选择一个“小姐”来倾听她的讲述时，整个故事显得荒诞可笑。这种超现实的故事让读者无法捕捉到意义，反之走向了意义的虚无。意义的虚无是这部小说的本质。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现在看起来是幻觉和虚假的世界里，存在的事实使我们惊讶，那里，一切人类的行为都表明了荒谬，一切历史都表明绝对无用，一切现实和一切语言都似乎失去彼此之间的联系，解体了文学艺术论文，崩溃了。[4]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虚无，使小说摆脱了政治这一始因，而深挖至乐人性的苦难和困境，而“性”只是包装于困境之下的处罚和归宿。
这是本小说异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地方，作为同样的始发因素：政治的压抑而导致性欲的压抑核心期刊。二者都在“性”这一向整体的不断能指滑移中获得身份的确认。最后，章炳麟以“真诚的政治理想”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构，而曾广贤则纠缠于无数次的后悔中寻找丢弃的自我。作为曾广贤而言，身体和内心相互怀疑，使二者无法靠拢，直到结束，曾广贤也没有摆脱这种自我分离的状态，完成自我的确认，因为它在每一个女人身上看到了失踪多年的妹妹的右掌心的痣。
三、自我的迷失与救赎
章永璘和曾广贤都是迷失的一代，“政治环境”当然是二者走向迷失的始源，但是前者的 迷失，“性”也是根源，而后者的迷失永远无法定位。相差20年的两部作品同样是以“性欲压抑”这一本体作为话语资源，但是却呈现出不同的隐喻意义。福柯在发表于《世界报》的谈话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语言的世界……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不存在什么真实事物，存在的知识语言，我们所谈论的是语言，我们在语言中的谈论。[5]按照他的说法：其实没有历史真实，所谓的历史是由人们“这样说”而决定的，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是这样说，而在那个时代是那样说？
1985年正是我国“反思”为主体的文学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无不给其预设了反思文革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伤痕，进而通过此种方式来形成对政治的一种思考：文革结束的我们将要往哪里走？当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自然没有逃脱这一园囿，而世纪的转换，东西以哲学家的敏锐，摆脱了“反思——伤痕”的时代印记文学艺术论文，对“性欲压抑”这一话语资源注入了更多来自于“人性”的思考。
“性欲压抑”导致了章炳麟和曾广贤都迷失了自我，二人所采取救赎的方式显然不同，前者选择了政治，后者选择了“如果式”的后悔；前者在向伟大的政治理想靠近的时候救赎了自我，而后者则在“如果式”的后悔中不断的延异着自己与真实自我的靠近，最终也未能完成救赎。
作为张贤亮以一种革命家的气魄给我们提出了自我身份确认和救赎的方法；东西则以一种开放式的迷茫，无限的眼当着对于自我的确认。这是两个时代气氛的反应。张贤亮的作品完成于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形势正在蒸蒸日上，需要的是革命家的热情，需要的是真诚的政治理想热情；而作为东西，处于改革开放已经相当成熟的今天，他看到了物质世界极大丰富的今天，印染会有人想而却无法挣脱的关于“人性”的困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二者在面对同一话语资源所选择的救赎方式，是不同世纪的话语权利的表征。
四、结语
在文学史上，以同一体裁为自己写作话语资源的作家比比皆是，但是由于作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转变，也必然在其对于话语资源的表述中带有自己所属时代的文化烙印。而隐藏在书写方式，书写格调背后的则是话语权力。同一文学体裁可以常写常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参考文献]
[1][3]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M].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 高等教育出版社.
[4]尤奈库斯.出发点[A]. 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C].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5]刘兆成.福柯思想肖像[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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