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聊斋志异》里的人与异类遇合故事虽然篇目较多，但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艳遇”和“惩戒”两类。可以说艳遇类故事包涵了一个封建时代失意文人的某种希冀和幻想，而惩戒类故事则是为了宣扬道德自律。
论文关键词：艳遇，惩戒，异类女性，角色功能，情绪宣泄
《聊斋志异》中人与异类之间的遇合故事约有九十余篇，占全书总篇目的近五分之一。这部分故事受人关注最多，所获评论亦最夥。若将这些遇合故事细加分类，还可以析出“艳遇”和“惩戒”两类。
1．艳遇类
如果故事是以孤独落魄的男主人公精神得到慰藉，肉体欲望得到满足，甚至还获得了诸如财富、功名或是子嗣等世俗人生的美满为主要内容的就应属于艳遇一类。此类故事通常也可以看作是落拓书生的爱情奇遇，因为故事里的男主人公多是书生或具有书生气质的形象，且在故事发生的初始阶段都处于困苦与孤独之中。而女主人公则通常是美丽绝伦的仙鬼狐怪。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类故事包含了某种借幻想排遣现实苦闷的愿望。蒲松龄科场失意，一生处于贫困状态。为生计所迫，又有数十年的时间不得不过着“久以鹤梅当妻子，直将家舍作邮亭”（《家居》）的孤寂生活。“石丈犹堪文字友，薇花定结欢喜缘”（《聊斋诗集?逃暑时隐园》），处于孤独与落寞中的他难免会借这样的遐想自慰，而艳遇类各篇中异类化为美女与书生所结的“欢喜缘”就是这种遐想的“文本化身”。正如叶舒宪先生所指出的：“《聊斋志异》中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叙事功能—现实与幻想—的人格化，在这里，男子大都代表着孤苦贫困的现实存在，女子则代表着使现实得以改变和拯救的幻想功能”。
艳遇类故事男女主人公遇合的方式大约有两种，一是男主人公因种种原因误入异域幻境，与女仙相遇相爱。书生王勉因落水而入仙人岛，因而有缘与岛上地仙芳云共结连理，其间又与芳云小婢明铛通好（《仙人岛》）；陈生在洞庭湖上遇大风而舟覆，误入龙宫，娶龙女为妻（《西湖主》）；罗子浮于郊野之外偶遇少女翩翩并与其入深山洞府居住。后罗思乡归家，再寻洞府而不得（《翩翩》）。将艳遇故事安排在远离人间的幻境中展开，有利于摆脱世俗礼教道德的束缚而任意驰骋想象。正是这种“白日梦”成为作家宣泄情绪和释放自我的最佳形式。另一种则是异类化为人形来到人间。她们与书生遇合的原因很多：有的是报恩，如狐女小翠为报救母之恩嫁给“十六岁不能知牝牡”的元丰（《小翠》）；有的是因异类仰慕书生的才情、人品而与之结合，林四娘“慕君（陈宝钥）高义”到来（《林四娘》）、连锁因“君（杨于畏）固风雅士”奔就（《连琐》）；有的则因为二人“合有夙缘”，如张鸿渐与舜华（《张鸿渐》）、伍秋月与王鼎的结合（《伍秋月》）等。但无论哪种原因的遇合都有一个共同点艳遇，那就是异类女性能够忽略书生偃蹇困顿的处境而识英雄于尘埃。这反映出的是以蒲松龄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人对如何实现自身价值的理解。如若不能在科举仕途上一展宏图，那么“红袖添香夜读书”式的情场胜利也不失为另一种形式的价值实现，亦可为书生带来某种心理上的补偿核心期刊。从这一角度来说，艳遇类故事里的异类女性真不愧是落魄书生的红颜知己。大约这样的故事足以引起几乎所有文人的精神共鸣，所以王渔洋在读《青梅》一篇时也曾如此感慨：“天下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况在闺闼耶！”而这种向来为封建文人所津津乐道的对“有女来奔”的幻想，又何尝不是源自他们内心深处的自怜自恋呢？
故事在男女主人公相遇之后继续展开，但通常爱情里的“一见钟情”在遇合故事里往往被演化为“一拍即合”的性爱关系。多数异类女子在遇合过程中又表现得极为大胆。只要爱慕书生，就会主动奔就：
（于生）夜方披诵，忽一女子在窗外赞曰：“于相公勤读哉！”……于惊起视之，绿衣长裙，婉妙无比。……于心好之，遂与寝处。（《绿衣女》）
（张于旦）一夕挑灯夜读，忽举首，则女子含笑而于灯下。生惊起致问。女说：“感君之情，不能自已，遂不避私奔之嫌。”生大喜，遂共欢好。（《鲁公女》）
莱芜刘洞九，官汾州。独坐署中，闻亭外笑语渐近。入室则四女子……刘固知官署多狐，置不顾。……俄偕一婢，拥垂髫儿来，……刘谛视，光艳无俦，遂与燕好。（《狐妾》）
青州道陈宝钥，闽人。夜独坐，有女子搴帏入。视之，不识；而艳绝，长袖宫装。笑云：“清夜兀坐，得无寂耶？”……拥之，不甚抗拒。顾曰：“他无人耶？”公急闭户，曰“无。”促其缓裳，意殊羞怯。公代为之殷勤。（《林四娘》）
生不得已，遂与共榻，而惶恐不敢自舒。未几，女暗中以纤手探入，轻捻胫股，生伪寐，若不觉之。又未几，启衾入，摇生，迄不动，女便下探隐处。（《巧娘》）
当爱情以肉体结合的形式出现时，异类女性对爱情的渴望也直接转化为对性爱的执着。面对两情相悦的性爱，她们有时甚至会表现出无所顾及的坦荡。魏连旺惊于狐女的美貌，“惭怍不能作游语，女郎顾笑曰：‘君非抱本头者，何作措大气？’遽近枕席，煖手于怀。魏始为之破颜，捋袴相嘲，遂与狎昵”（《双灯》）；宗湘若见狐女“雅甚娟好，心悦之，欲就绸缪”，但又不敢有所行动，只是“略近拂拭”而已。狐女见此状即道：“腐秀才，要如何艳遇，便如何耳，狂探何为？”当宗生询问狐女姓氏时，她干脆声称：“春风一度，即别东西，何劳审惯。岂将留名字作贞坊耶？”（《荷花三娘子》）。显然，异类女性不拘礼数、任情任性的品质来源于她们非人类的本质，而书生借此则可以实现自己内心潜伏的渴望摆脱道德礼教束缚的愿望。
除了情欲的快乐，异类女性还为书生带来许多世俗的实惠（比如财富、功名和子嗣等）。柳生结识织成后，“家富有珠宝，每出一物，世家所不识焉”（《织成》）；黄英精于育菊、卖菊，使原本清贫的马子才家“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接着便是“村外治膏田二十顷，甲第益壮”；竹青为下第书生鱼客产下一子一女，子“十二岁即入郡庠”（《竹青》）；冯相如家遭难后，红玉以主妇自任，辛勤操持家业，最终使冯生“科举领乡荐”，家中“腴田连阡，夏屋渠渠”。这种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改变自身现实处境的渴望，很难说是蒲松龄思想意识中庸俗成分的流露，毕竟人们总是愿意用最为奢侈而完美的想像去装饰可能根本无从实现的“乌托邦世界”。
艳遇类故事的结局则不外乎三种。一是异类彻底进入人类的世界，与所爱的人相守终身。这种结局往往伴随着异类的“人化”过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代价是她们必须接受世俗的改造：或者是彻底改变自己异类的身份，比如女鬼必须投生或复活。或者是接受并服从人类社会所固有的伦理道德规范，比如从前动辄“笑不能自止”的婴宁在与王子服成婚后“矢不复笑”；即使是仙女也必须要考虑“无后为大”的不孝问题，神女嫁给米生，数年不育，于是积极为丈夫纳妾。二是男女共登仙籍，如《仙人岛》《青娥》《胡四姐》等，这是传统遇仙类艳遇故事所常有的结局。如果说第一种结局是普通人基于对现实美满意义的考虑而生发的幻想的话，那么，这种结局表现的则是他们对于更高层次幸福的渴望。尽管这种幸福看似飘渺朦胧，但在世人的想像里，它不仅有着所有俗世意义的美满，更包涵着人类一直梦寐以求的“永恒”。第三种结局则是异类女子在与书生共同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后，因种种原因飘然离去核心期刊。有些是因为夙缘已尽或人鬼殊途，有的却是因为女主人公发现产生爱情的基础有所动摇而毅然决然地离开。常大用对葛巾心生怪疑，葛巾与玉版随即双双化去（《葛巾》）；温姬发现嘉平公子白字连篇，不学无术，就毫不犹豫地与之中断关系（《嘉平公子》）。异类女性完全掌握了爱情与婚姻的自主权，就像来不能禁一样，她们的去亦不可止。绝大多数的遇合故事带有这样的结局，也许作者最终还是要从过分完美的幻想中觉醒过来，也不得不惆怅悲哀地面对“梦醒”后现实人生的种种凄凉。虽然故事的结局是残缺的，但异类女性以怎样的美好到来，又会以怎样的美好离开，没有因为现实的干预而有所屈服和改变。爱情世界的某种缺憾恰恰成就了异类女性自身形象的完美。因而，这样的结局虽然往往令人不禁感叹唏嘘，却仍旧能够带给读者氤氲而淡冶的艺术美感。
艳遇类故事的结构模式似乎可以概括为：身处困境的书生，遇到美丽的异类女性，因此得到了从精神到物欲的种种满足，结局或是与异类女性天长地久地相守，或是无可奈何地离别。这种叙事模式包涵了一位失意的封建文人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其中有希冀艳遇，有伤痛，有幻想甚至还有自怜自恋。
2．惩戒类
《聊斋志异》里还有一些故事写的是人与异类遇合的负面结果，目的是为了强调道德自律或是表现对异类情欲的某种恐惧。与艳遇类故事不同，这里的异类不全是女性，有时还会以男性的形象出现，如《五通》《泥书生》《贾儿》等。这些异类大多保持了六朝志怪小说里的宗教民俗形态，他们的到来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和恐惧。《泥书生》中陈代妻与泥塑所化的书生交合，“月余，形容枯槁”；《土地夫人》中王炳因与土地夫人幻化美女遇合而丧命。有趣的是，在这类故事里，当人类想要阻止异类的侵害时，符咒、厌禳之术却表现出可笑的无能，伦理道德反而成为制服妖类的法宝。泥书生被守侯在房间里的丈夫打得粉碎；土地夫人因王妻大骂“淫鬼不自羞”而销声匿迹；《狐女》中伊生的父亲与儿子同榻而眠，狐女则因“岂有对翁行淫者”，遂绝。丈夫、妻子和父亲在这里分别代表着婚姻道德与伦理道德的合法形象，有权也有能力惩罚那些代表着邪恶情欲的异类。更有“以毒攻毒者”如《伏狐》一篇的，受害者在“符禳既穷”的情况下，不得不求诸“房中术”，使自己在交合中“锐不可挡”，狐女因此“形现而毙”。
还有一些异类形象本身对人没有危害，但在惩戒故事中扮演的是惩戒者的角色。狐女对石某有救命之恩，却屡遭石某遗弃，甚至险被杀害。最后，狐女从石某腹中取回自己的狐丹，愤然离去，石某则旧病复发身亡（《武孝廉》）；景生为娶阿霞，无故出糟糠之妻。结果非但失去了阿霞，还得到冥中削其禄秩、再娶夫人则丑悍的惩罚（《阿霞》）；而对好色贪财的农人马天荣，狐女不仅让他失去钱财，更设计为他娶了一位极其丑陋的女子为妻（《毛狐》）。这些人与异类的遇合故事显然是为了宣扬某种道德自律而决非展示艳遇的激情与刺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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