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摘要：《史记》是中国古典文史名著，一部国学精品根柢书，可以说应该是人人必读之书。20世纪初，倡导新史学的思想大家梁启超十分推崇《史记》，他曾走上讲堂向学生们宣讲《史记》，并倡言大学讲堂应有《史记》的一席之地。20世纪30年代，陈垣先生开设“中国历史名著选讲”，即后来的《中国历史文选》课。《史记》成为陈垣先生的一部重要的讲读书。
论文关键词：阅读,史记,司马迁
一、自由与永恒的民族英雄
《史记》是中国古典文史名著，一部国学精品根柢书，可以说应该是人人必读之书。20世纪初，倡导新史学的思想大家梁启超十分推崇《史记》，他曾走上讲堂向学生们宣讲《史记》，并倡言大学讲堂应有《史记》的一席之地。20世纪30年代，陈垣先生开设“中国历史名著选讲”，即后来的《中国历史文选》课。《史记》成为陈垣先生的一部重要的讲读书。《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先生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精品中，《史记》是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有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历代无数文史大家，无不得益于《史记》的养育，得益于司马迁精神的鼓舞，对《史记》长盛不衰的研读热情，使司马迁的精神得以永存。鲁迅先生称她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司马迁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千载之下更是令人羡慕不已。”⑴
从《史记》中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太史公是一位具有伟大的气魄、深刻的眼光、丰富的生命体验和大无畏胸怀的真正史家，他“不虚美”，“不隐恶”，经受了至深的苦艰，然而，他却没有泯灭深沉的历史责任感与历史进取心，相反，他变得更加英勇。他高扬起生命的意志之帜，以忘我的精神沉浸于记史传史的伟大事业之中，最终以他自己全部的生命达到了精神上的自由与永恒，让后人永远铭记在心，成为了中华民族永远的英雄，
任何一个思想家在创立自己的政治学说时，都要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特点和现实需要去吸取前人的成果经验，而史书则是要通过对历史事实进行客观全面、真实准确的叙述，总结历史经验，使无论哪一个方面的读者都能从其叙述中了解过去，从中受到启迪，更清楚地认识现在。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无疑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对《史记》记史的真实可靠应该敬畏与深研
不要轻易否定《史记》中的历史内容。今天社会上有一种议论，认为《史记》中的一些记载是司马迁采撷的传说故事，未必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史实。对《史记》记述史实的真实性、可靠性，我一直持尊重和不轻易否定的态度和立场。因为司马迁毕竟比我们离那个时代要早两千多年。许多事情的发生，它的社会环境，人们行为做事的思维方式与我们今天的现实出入极大。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当年古人未必敢作敢为，而古人当年的所作所为也远非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复杂。所以，我对社会上对《史记》的各种议论更不敢苟同。在这里我仅举上个世纪发生的两件事也许对我们理解司马迁写《史记》会有帮助。一件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的“十年动乱”，这件事仅仅过去三十几年，其中的许多人和事，让今人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成了被人遗忘的历史，甚至没经过这场动乱的年轻人更认为那是前人编造的故事，打死也不信。“十年动乱”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身边的事，而这一代人又对几十年前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不甚了解。说起那场运动也不那么感觉深刻，单从文字上看是平面的。相反，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对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却刻骨铭心，是立体的，每每提起都让亲历者不寒而栗。例如傅雷等一大批优秀爱国知识分子的遭遇，竟决定了一个家庭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让人闻之扼腕。所以，我认为我们每个人，每一代人都对历史的认识有自身的局限性，继而，我们对司马迁写《史记》的认识和判断也不可以认为其中记述历史史实有误或认为其中的文字有夸大之嫌，只要我们认真阅读《史记》就会发现，司马迁记述历史史实的认真严肃简直到了惜墨如金的地步，然从记述史实的文字角度看，司马迁语言文字和文化修养之高古和纯熟及叙事编排之鲜明深刻都是空前绝后的。作为今人对此只有敬畏和深研，而无资格妄加指摘。
现在让我们再引用两位前人的话，看他们对《史记》的认同和认可，也许比我们更贴切更深邃。一位是北宋的苏辙，他从文的方面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⑵另一位是清代的顾炎武，他从武的方面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惟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⑶而当代学者陈直先生则是用考古发掘与史书相对照之两重证据法证明司马迁写《史记》之经典。他在其著作《史记新证·自序》中说：“太史公作《殷本纪》，合于殷墟甲骨文者，有百分之七十。如推之《夏本纪》，虽无实物可证，亦必然有其正确性。《楚世家》之楚侯逆、楚王頵，皆与传世铜器铭文相符合，尤见记载之正确性。又如寿县蔡侯墓近出铜器群，倘无《蔡世家》，则蔡侯后期世系，即无从参考。更如《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所记立大市、立谷口邑，立阳陵邑等，皆不见于《汉书》。反与出土古物，若合符节。”⑷
三、出土文献印证《史记》记史的深度与广度
出土文献证实了《史记》记史的可信性。而《史记》真实的记述又为后人研究出土文献提供了线索和依据，从历史学角度讲，《史记》的“实录”也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