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期精简城镇人口对中国经济影响探析

论文导读:：措施是精简城市人口，以便充实农业劳动力，减少城市粮食供应的压力，缓和城乡矛盾等。但这个措施在取得积极成果的同时，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一些消极的负面影响，如延缓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制约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没有实现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另外也成为一个存续时间较长的社会问题。
论文关键词：经济调整，精简人口，中国经济，影响
 

一、精简人口对缓解当时经济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

20世纪60年代经济调整中精简人口工作，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着多重的影响。如果从短期效应来看，精简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以说使中国经济绝处逢生，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精简城镇人口，对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缓解国家粮食供应紧张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粮食供应出现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困难，原因是由于“大跃进”引起的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1958年，重工业产值比上年猛增78.8%，而农业只增长2.4%。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上年的25.5%猛然上升为35.2%，农业产值所占比重则由43.3%陡然下降为34.3%。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增加了2081万人。由于职工人数增加过多，还使非农业人口增加了1592万人，粮食销售量增加了134亿斤。[1]粮食销售量增加，势必在农村多征购粮食，而1958年粮食实际产量只比上年增加99亿斤，而粮食征购粮却比上年增加214亿斤。[2] 1958年9月以后开始全民大炼钢铁以及其他各种大办，过多地抽调农村的劳动力。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比上年减少了3818万人，而且减少的大多是壮劳力。农业与工业劳动者的比例由上年的13.8：1下降到3.5：1。[3]但是由于农业劳动力可提供的剩余产品少，“每个农业劳动力只能大致养活3个人（包括本人），这就在基本生活资料方面为人口城镇化设置了一个重要的界限。”[4]1959年经济形势更为严峻，重工业继续急剧增长，农轻重结构更加畸形发展。在农业生产下降13.6%的情况下，而重工业却比上年猛增48.1%。[5]而本年粮食总产量为3400亿斤，比上年减产600亿斤，而粮食的征购量却高达1348亿斤。按人口平均的乡村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409斤减少到1959年的366斤[6]。农民吃不饱的现象多处发生，有的地方甚至开始出现饿死人的现象。1960年的形势更为严峻，比例失调更为严重，重工业生产在连续两年高速度发展的基础上，1960年又比上年增长25.9%，轻工业生产倒退，农业大幅减产，粮食供应不足。粮食产量为2870亿斤，比上年减产530亿斤。而1958-1960年城镇人口增长却非常迅猛，“三年城镇人口猛增了3220万人，1960年最高时增达1.3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9.7%。”[7]一方面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遭到严重挫折，粮食产量连续两年出现绝对数量的减产，而城镇中需要商品粮供应的人口数却是绝对的增加，致使粮食供求出现严重问题。

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出现严重问题，使得不得不进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周恩来指出：“在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经济论文，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个中心环节。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下降的影响最大。没有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8]可以说，当时一切问题都是由粮食危机引发的，克服困难最有效的办法也就是解决粮食问题。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出现问题，主要原因固然在于“左”倾错误，但农村劳动力的大幅度减少、城镇吃商品粮的人数迅速增加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在当时农业生产其他条件没有明显改善的条件下，增加农业劳动力无疑是恢复农业生产的有效措施。而此时城市中，由于调整国民经济，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和调整产业结构，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精简城镇人口成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2、精简城镇人口回农村，增加了农村劳动力，促进了农业恢复好转，整个国民经济形势也趋于好转

1961年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关于粮食问题和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他说，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中国学术期刊网。如何压法？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据统计全国在大精简中精简下来的近2 000万职工中，有67%的职工回到了农村。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1962年年底达到了21373万人，超过了1957年的20566万人。[9]这些精简回乡的职工，到城市见过世面，大部分思想文化素质较高。他们回乡之后，不久便成为农业生产的骨干，还有相当多的人担任了社、队干部，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加之农村其他政策调整，全国农村形势在1962年出现明显好转，农业产值1962年比1961年增长了6.2%，1963年又比1962年增长了11.6%。粮食产量1962年达到了3 200亿斤，比1960年的2 870亿斤增加了430亿斤，1963年粮食产量达到了3 400亿斤，又比上年增加200亿斤。[10]粮食产量的增加，对于城乡人民战胜困难，走出困境起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表1：1961-1963年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情况(万人)

资料来源：何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国务院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指出：“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这一措施，增加了农业战线的劳动力，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城镇的粮食销量。1962年比1960年，全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增加了4000万人左右（其中有1300万人是由城镇回乡的）。同时，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1962年比1961年提高了15％。”[11]另外“1961年和1962年，国家大大地减少了粮食的征购数量。1960年度全国的征购数量为856亿斤，1961年度减少为679亿斤，1962年度减少为639亿斤。征购数量的减少，使农村的粮食留量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减轻了。”[12]

通过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缓减粮食供应的压力。从1961年到1963年10月底，全国非农业人口口粮和食品工业用粮销量共减少了138.4亿斤。[13]这样，不但保证了城镇必需的粮食供应，而且降低农村粮食的征购率，减轻了农民负担，给广大农民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由于城镇人口的减少，农村相应的增加了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精简工作基本结束以后，到1963年底，全国城镇人口总数1.16亿人，职工人数为4372万人，分别比1961年底的1.27亿人和5171万人净减1100万人和799万人；1963农村人口总数5.75亿人比1961年底的5.31亿人净增4400万人[14]在当时的情况下，城乡人口比例、工农业劳动者比例趋于合理。由于城镇人口减少，粮食购销量相应减少，农民留粮水平有所提高，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63年，粮食产量为3400亿斤，与1959年产量持平，比1961年的2950亿斤，增加450亿斤。

另外，随着大量职工的精简，大幅度地节省了国家工资开支。1962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1960年减少了19亿元，1963年又比上一年减少了30亿元。国家财力有限甚至困难的情况下，只有在工人人数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国家才有可能拿出一部分钱来给工人加工资。1963年8月，国家给40%的全民所有制职工调整了工资，但工资总额比1962年还略有减少。1963年由于增加了工资和物价的回落，城市居民实际增加了约20亿元的收入。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实际工资1962年为440元上升到507元，平均每个农民的纯收入由上年的99.1元提高到101.3元[15]。与最困难的1960、1961年相比，1963年绝大部分城乡人民的生活都有了较大的改善。职工精减对促进国民经济情况的好转起了很大作用。

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这场涉及数千万人的大精简，从总体上讲，这次精简不但按照预期计划完成了精简任务，而且也没有出大的乱子。对于这次精简人口，无论是当时此项工作的组织者还是国家有关领导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二、精简城镇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潜在影响

但是作为一个让国家和无数个人付出巨大代价的行动经济论文，作为一个“这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族的决心，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16]的重大事件，精简城镇人口工作对中国经济潜在的或者长期的影响却多少显得让人觉得苦涩。同时这一工作由于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带有探索性的举措，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局限。

这次精简城市人口，主要是着眼于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应付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缺乏长远的规划，更不是从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说还是“短期行为”。另外，由于没有建立健全的、必要的制约机制，致使机构和人员虽然一度被精简了，但条件一旦适合，有可能又膨胀起来，使精简工作的积极成果不能坚持下去。在精简工作过程中，也存在着不恰当的做法。比如，当时精简城市人口时间要求过急，工作方法比较粗糙简单，硬性规定指标，实践中伤害了一些人。有的单位把精简下放作为对一些所谓“有问题”的人的处理，造成人际关系紧张，使这项工作在或多或少上带有一种政治运动的色彩，从而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这些教训值得总结吸取。具体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长期或潜在影响。

1、精简城镇人口延缓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建国以来直到经济调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从1949年到1960年这是城市化迅速发展的阶段，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49年的10.6%提高到1960年的19.75%，11年提高了9.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约0.83个百分点。而从1958年至1960年的城市化率为19.7%，比1957年的15.4%高出4.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43个百分点，城市化率三年提高了27.9%。最高峰时，城市化率由1958年的16.25%提高到1959年的18.4%，一年提高2.2个百分点，提高了13.6%。[17]这样快的城市化发展速度，是建立在薄弱的农业基础特别是粮食基础上的，因而是很不稳固的。

1961年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家决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工业生产建设和教育等事业的规模，并精简城市职工、减少城镇人口。1963年与1960年相比，城镇人口减少了1427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也由19.7%下降到16.8%，3年下降2.9个百分点，每年平均下降近1个百分点。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大的逆转。国家还有意识的缩小了城市的范围，“减少城镇人口，除了上述回农村的职工及其家属以外，主要是撤销了一部分城镇的建制，缩小了城市郊区的范围，把一部分原来属于农村后来改为城镇的人口和城镇中的农业人口划为农村人口；有计划地组织没有升学、就业的青年和闲散劳动力到国营农场和农村去，参加农业、林业等生产，并且动员了一部分在职职工的家属回乡。”[18]1957年全国有建制镇3596个，1963年下降到2877个，下降了20%。[19]经过这些措施的调整，需要国家供应粮食的人口数有所减少，但也限制了城市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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