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与鲁迅笔下的吕纬甫、魏连殳都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的年代，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都曾有承担历史重任的优良传统，但是面对残酷的现实，黑暗的社会使他们无法坚守自己崇尚自由的个性和维护人的尊严的信仰，只能以悲剧的方式结束自己的命运。
论文关键词：帕斯捷尔纳克,鲁迅,旧时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
一
二十世纪俄罗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具有深邃的意蕴，他对自己以及他所属的那一代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对他们共同命运的独特叙说方式，对俄国的历史负有的责任意识，这一切都使广大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当充满苦难、奋进、困惑和沉思的二十世纪走完漫长的行程，人们回顾历史时，似乎突然感到了帕斯捷尔纳克其实早已在用诗的语言叙说那已逝的岁月。抚今追昔的中国读者也深切的感受到了自己与这位俄罗斯作家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精神联系。帕斯捷尔纳克的代表作品《日瓦戈医生》内容复杂，寓意深奥，富哲理性，其中蕴涵的悲剧精神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痛苦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他是用整个心灵来创作这部史诗型的长篇小说的。
在鲁迅的研究领域，对知识分子的考察和研究，长期以来也备受关注。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也是一个独特的形象系列，鲁迅对这些人物的开掘，仍以“立人”作为终极性人生理想。对这些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的塑造过程中，伴随了早期鲁迅申讨礼教传统，解剖国民性弱点的深邃思考，作为对这种理性思考是小说中最形象，最直接，也是最本质的表现。因此在鲁迅的笔下，有徘徊酒楼，难解人世的吕纬甫（《在酒楼上》）；也有挣扎不堪，创伤难愈的魏连殳（《孤独者》），他们的人生轨迹蕴涵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二
《日瓦戈医生》中的日瓦戈在知识分子环境里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父亲从小抛弃了他，靠别人抚养长大，这种经历是他从小便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和对不幸者的同情。在大学期间，他读过历史、哲学和文学著作，加上年少时舅舅的宗教观对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影响，使他具有强烈的博爱精神。他相信一个人应该在生活中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因此他选择了具有牺牲精神的医生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这种牺牲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无论是在贫困艰苦的日子里，还是在在动乱的年代里，他相信人是为生活而生的，他将维护人的自由、纯洁、尊严的信念放进了具体的日常生活的温饱观念中。在目睹了沙皇的虚弱无能以及旧军队中的腐败现象，日瓦戈希望革命力量来改变一切事物，每个人都得到新生。所以当革命来临时，他欢呼并赞叹说“多么了不起的手术！巧妙的一刀，一下子就把多少年来发臭的烂疮切除了！”①，但他并不理解十月革命的真正意义。革命后的严酷现实，俄罗斯大地在内战中遭受的破坏，红军与白匪之间的残酷斗争。这些理想与现实的误差，使日瓦戈开始厌恶革命，但他始终坚持“只能以善为善”的处世信念，他所追求的依然是要在社会大变革中独善其身，维护和保卫人的个性自由、纯洁和尊严，他始终用这种理想主义观点看待历史发展的进程。
在《彷徨》《呐喊》鲁迅通过一批个性独异、蕴涵深广的知识分子形象，准确地记录、描述了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这新旧交替的年代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但无论他如何赞美他们优美的个性，如何赞同他们崇高的理想，但他仍然无情地，也是无奈地让这些先驱们走向悲剧的人生。尤其是《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们是时代的觉醒者，曾厌恶旧传统道德，并希望通过革命推翻封建制度，换一个新天地，可是最终他们都向现实妥协。吕纬甫曾是一个富有理想的改革者，敢于反抗旧的传统礼教，在他的回忆中，我们依稀看到他年少时和同伴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也曾议论那些改革中国的方法而打起来，但最终向中国的黑暗的社会势力妥协了。十年后，他已经“失去了精采”，他教的是自己曾经嘲弄过的“子曰诗云”，做的是“迁葬”“送花”等无聊的事情，他像一只苍蝇，绕了一圈，又飞回到了原地。对于这种失败，描写的更为深刻和细致的是《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出生于封建家庭，幼年丧失父母，由继祖母抚养长大，长大留学后接受了新的思想，从而与旧社会产生了深刻的矛盾，他曾象许多先驱者一样，决定唤醒国民，同时与传统决裂，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压力使他难以继续追求他的理想。生活煎熬着他，穷的几乎求乞了，“然而我还有所为，我愿意为所求其，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的。”“好在愿意我好好的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②他对旧社会的积极反抗变成了消极的报复。魏连殳与吕纬甫他们无论“模模糊糊”“敷敷衍衍”，还是“躬行我先前所憎恶的，所反对的一切”的报复，都被旧社会的黑暗势力所打败了。
这些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都经历了那个动荡的年代，都曾是时代的先驱，希望革命能改变旧的秩序和腐朽的制度，残酷的现实使他们只能以悲剧的方式作为生命的终结。无论是日瓦戈在两难的处境中艰难地寻找着第三条路，还是吕纬甫和魏连殳在黑暗的势力下放弃曾经的理想以消极的行为报复着这个世界，他们都是失败者。
三
日瓦戈医生、吕纬甫和魏连殳生活在相似的年代，都经历了新旧思想的斗争与交替，无论曾经如何反叛这个社会，如何坚守自己的信仰，都逃脱不了这悲剧的命运。在时代的新旧交替中，传统与反传统同样在他们精神深处激荡，作者通过犀利的人物描绘，使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除了他们要面对的强大的黑暗势力，还有他们自身的性格，崇尚的信仰和各自所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崇尚自由，是日瓦戈的秉性，也是日瓦戈一生的追求，这与他的经历和家庭教育有关。在理性至上的西方社会，先进的科学文化使人成为社会机器的一部分，也必将屈服于现实从而失去人性，成为异化之人，日瓦戈要保持个性，保持个人生活空间的自由就意味着不能屈服现实。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苦苦挣扎，可他无法改变：他只能崇尚自由、关爱人性以及“勿以恶抗恶”的思想以及观点来评判是非，关照历史，审视社会及践行人生，他始终幻想“达则欲有所为”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日瓦戈在做沙皇的军医，一心一意救死扶伤，二月革命爆发，他又投身到二月革命的洪流中，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继续留在医院以坚守职位。这个曾先后两次战地负伤的医生，对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勇于牺牲自己的精神，鲜明的体现出“达则欲有所为”的思想。现实的残酷，社会的黑暗有违他关爱人性，崇尚自由的秉性，面对这样的矛盾，日瓦戈只能以隐居来逃避现实，以求独善其身。饥饿、寒冷、战争这一切使得日瓦戈带着岳父、妻子及年幼的儿子来到瓦雷金诺，过起了自给自足的隐居生活。在这里，没有杀戮，没有饥饿，没有血腥，没有那些“全是些不可靠的指望和没有边际的高谈阔论”③；在这里，他可以种地、收获、写诗，也可以到图书馆里看书，他只希望这样平静的生活，只祈求小家的安宁。可是在战争夹缝里寻求生活的平静，企图逃避现实是不可能的，当他和拉莉萨相逢并且相爱时，他却被红军游击队劫走，从而也摆脱了他对妻子深深的愧疚。在游击队里，他看红军处决叛变的士兵；游击队英雄帕雷赫杀妻杀子；红军和白军互逞凶残以及无止无休的血斗和杀戮等等惨剧，此时他无法理解革命，开始仇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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