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摘要：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东方弱势文明被迫与西方强势文明进行不平等对话的时代，也是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大抉择时代。鲁迅在此提出了“现代中国人的尺度”命题，实际上就是如何重建民族主体性的问题。这种主体自觉性一方面体现为鲁迅思想深处的一种抵抗与挣扎的因素，一方面也体现在他对汉唐时代“将彼俘来”气度的高度赞赏与“拿来主义”的高度自信。比较的方法论是建立在自觉的主体意识上的，只有这样，才能“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现代中国也才可能是“中国人”和“现代”的。鲁迅据此提出了“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命题。这就是说，现代中国的文化理想既非回到传统，也非复制西方，而是在两种模式的互质中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样式。
论文关键词：中国,现代,世界
一、前言
近代的中国历史，也是社会逐步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在这转型的过程中，许多仁人志士各自对“现代”及如何现代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不同时期的人们有不同的主张与回答。鲁迅留日时期的早期文言文孕育了他对中国现代化问题及国人命运的基本思考，“现代”的问题始终缠绕于鲁迅心里，他所提出的“立人”的思想，“比较”的方法，“自觉”的本根贯穿了他此后的文学活动，使其一开始就具备了世界性的眼光来思考中国的“现代性”。鲁迅对“现代”问题的思考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斯巴达之魂》到《破恶声论》等早期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鲁迅的思想是在不断批判、不断吸收中发展的，然而其基本的线索却是一以贯之的，“比较”的“精神”、“自觉”的“主体”不仅是鲁迅的“个性”要求，也是其文学、思想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基本精神。这使得鲁迅具有了与同时代人不同的超前意识，也构成了其思考中国“现代性”的起点。那么，“现代性”应如何理解呢？在鲁迅那里，“今之中国”需要“二十世纪之新精神”，笔者认为，“今”立足于“现在”，而“新”则依托于“现代”。“现代”之“新”不仅“新”在科学、技术等实用之学上，更“新”在精神、方法等“现在”态度上，“新”在“洞达世界之大势”后的“别立新宗”上。纵观历史，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东方弱势文明被迫与西方强势文明进行不平等对话的时代，也是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大抉择时代，因此，谁的现代、如何现代就成为鲁迅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整体构想的重要部分。
二、“比较既周，爰生自觉”的民族主体意识
鲁迅针对中国“抱残守阙，以底于灭亡”［1］（p.45）的现状，针对弱势中国在世界大舞台中岌岌可危的现实国情，提出“今之中国“要“争存于天下”就必须实现现代化的“变迁”：“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1］（p.57）而如何在“世界之大势”中“图富强”，即实现怎样的现代化，就成为鲁迅迫切关注的命题。鲁迅提出了要首先培养具有“个性”的、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的民族主体”，继而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新设想：“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p.58）鲁迅对当时流行的追逐“实利”的主流学说发出责难，“聊震崇实之士，使知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2］（p.73），认为这些往往是“引文明之语”的“耳食”之说。不管是“竞言武事”，还是“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鲁迅认为这些是“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1］（p.46），批评那些“有学于殊域者”［1］（p.45—46）缺乏主体性的比较意识。他们或“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或“诚痛乎外侮迭来，不可终日，自既荒陋，则不得已，故拾他人之绪余”［1］（p.46），归其原因，都是“比较”与“自觉”意识的主体性缺失，在鲁迅看来，这也是“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2］（p.101）的真正原因。“所谓文明者，将己立准则，慎施去取”［1］（p.47），鲁迅强调通过“内省诸己”来进行自我反思，因此在鲁迅那里，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也就直指民族主体性的问题。在“反观诸己”的要求下，鲁迅既反对“抱残守阙，以底于灭亡”的现状，更反对“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1］（p.45），完全膜拜西方文明的做法，因为“心不受撄，非槁死则缩朒耳”［2］（p.71），若本民族“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则整个民族将走向“心声寂寞”，以至“精神沦亡”［2］（p.101）。鲁迅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病时说：“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1］（p.54）因此，民族文化的危机也是“人心”的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心声也，内曜也，不可见也”，鲁迅因此呼吁：“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2］（p.102）可以说，“亡国先亡人，亡人先亡心”的认识导致鲁迅形成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救心的思想逻辑，而他后来弃医从文，就是为了利用文学来揭示病态社会不幸人们的精神病苦，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
基于这样的认识，鲁迅后来提出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3］（p.574）的命题，实际上就是如何重建民族主体性的问题。鲁迅认同尼采等“先觉善斗之士”张扬“主观”精神的做法，因而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1］（p.47）的“立人”理念，在鲁迅看来，“人既发扬卓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1］（p.47），而最关键的还是“国人之自觉”。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