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艾青是一位集画家﹑作家﹑诗人于一身的文坛巨匠。艾青从以《草叶集》盛名不衰的惠特曼身上受益匪浅。尤其是在勾勒女性形象上。
论文关键词：艾青，惠特曼，女性形象，压制
在“五四”以来的新诗历史上，没有哪一位诗人或批评家像艾青这样分别在三四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两个现代文学的辉煌时期均创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诗歌艺术，为中国的新诗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艾青是一位集画家﹑作家﹑诗人于一身的文坛巨匠，他的创作深受东西方文化的浸渍，博采百家之长。
艾青从以《草叶集》盛名不衰的惠特曼身上受益匪浅，在作品中留下的痕迹也显而易见。尽管艾青本人一再著文声称自己受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影响较大而不是惠特曼，但在意象的使用等具体操作维度上，惠特曼与艾青颇具心有灵犀之举，尤其是在勾勒女性形象上，两人的作品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本文将立足于文本的举证，从女性形象的描写及语言风格上做出合理的分析，以期能阐明惠特曼对于艾青不可取代的意义。
一、人物的选择：男性视角下女性的悲惨命运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
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
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
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1](P17)
作者用地名代替乳母的名字，一方面是他已经习惯如此称呼一个被中国传统所异化的女性，一个微不足道的童养媳；她连自己的名字—符号的所指，都是由男性随意决定；另一方面，回顾中国历史，女性在审美过程中经历了“由人向物”的演变过程压制，即由主体向客体转化的过程[4](P80)。从原始时代开始，女性的生育之美和奉献之美就是主流文化大肆宣扬的对象，随着父权制的确立，女性更逐渐被异化为男性掌控的客体，完全丧失了独立的生存价值。父权制决定了社会的文化视角是男性的，因此艾青也未能摆脱这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思想。他的诗歌依旧是从男性居高临下的审美需求出发，用男性的思维方式去评判女性的存在意义，对乳母的不幸所抒发的仅仅是男性对弱者的一丝怜悯。
艾青虽然深深地怀念的逝去的乳母，却从来没有声讨那个将无数大堰河压榨﹑迫害到死的社会体制，那个完全否定女性存在的男性中心主义。在父权社会女性的生存只是为了传承血统，附属于男性的价值取向。诗人没有看到无数的女性在痛苦中挣扎，他看到的只是疼爱自己的乳母凄凉的一生，虽然为女性的悲剧大声疾呼，却始终没能挣脱传统中国礼教的束缚，转变男性的优越心理去对女性悲惨命运溯本追源。诗人无意识中将女性定位为相对于男性的弱势群体，遵从了父权社会审视女性的标准，即女性的存在价值完全以能为男性付出的多少来衡量的。
惠特曼则是以男性的审美目光衡量女性，聚焦于她们的容貌由此来确定各自的存在价值，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惠特曼对青春凋残的女性是何等鄙夷与漠视：
“…她摇动着高昂的包着头巾的头，转动着她的灰暗的眼睛，
当棋手向前走动的时候，她向大队致敬。……
你是什么意思呢，你这眼睛昏暗，不成人形，恶运的妇人？
你为什么摇晃着你那包裹着黄色，红色，绿色头巾的头？
难道你所见到的一切都是那样地迫使你惊奇不休… ” [2](P225)
当男性完全以容貌来衡量女性的存在价值时意味着女性审美主体地位的丧失。从男性居高临下的审美要求出发的文学作品，或聚焦于女性的容貌体态；或表现女性悲剧性的生活，书写男性对弱者的同情论文格式。男性注视之下的女性不过是作为“物”被审视。由于写作视角的限制、父权意识的根深蒂固，两位诗人对女性形象的刻画都缺乏心理活动，作品中大而化之的仍是被异化和扭曲的“他者”[4](P34)。
两位诗人虽然都为各自所处时代女性的悲惨命运呐喊，寻求社会传统与女性生存与解放的平衡点，却忽视了女性自身的需求，虽然同情却没有意识到压制，也没有去发掘女性悲剧的根源，不自觉地用父权制传统去衡量女性的生存意义，因此女性无法用自己的方式发出声音进而发掘自身的价值，这些都显示出结构和叙事态度间的矛盾。
艾青笔下的大堰河对男权压迫的顺从，间接表现出女性善良的背后隐藏着的男性主体对女性意识的压制。在父权社会里，女性最好的美德就是顺从，最大的成就是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5](P47)。而惠特曼笔下的女性却是作为男性的猎物而存在的。因为美丽的外貌使她们暂时得到男性的垂青，一旦失去容颜，女性也就失去了社会存在，成为了诗人笔下“不成人形，恶运的妇人” [2](P225)。
二、 创作语言的运用：女性形象与工业化进程
我认得你们啊
淫荡的，妖冶的
卖弄风情的泼辣的
生活在肉欲与放纵里的
以耀眼的绸缎
裹住了软绵的身体
情欲的眼向陌生者闪光
你们在爱情的哄骗里娱乐自己
又在金钱的嘲弄里给人娱乐[1](P370)
艾青没有谴责那个侮辱和欺凌女性的父权社会，反而将一切过错推到女性的身上。对被社会压迫得无路可走、被迫出卖肉体的女性没有同情和怜悯，有的只是鄙夷和斥责，而造成这种罪恶的社会根源正是男性，一方面男性剥夺了女性求生的技能和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男性对女性肉体的追逐迫使无数女性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尊严，沦落到社会的底层，诗人对这些女性的歧视明显折射出中国几千年传统父权制思想的沉淀。
…你们的生命是赌博
你们的肉体
是一架发挥本能的机器
你们的灵魂比纸钱还要廉价呀
…人创造了城市
城市又创造了城市人
风，
象一个太悲哀的老妇，
紧紧地追随着
伸出寒冷的指爪
拉扯着行人的衣襟，
用着象土地一样古老的话
一刻也不停地絮恬… [1](P155)
从这段诗歌的描写不难发现艾青和惠特曼笔下的女性都是作为男性的观赏物而存在的，男性关注的只有女性是否拥有美丽的外貌。失去青春美丽，女性就失去了其存在价值，成为“他者”[6](P34)。女性在诗人眼中只是人类繁衍的基本工具, 用来延续自然创造力的载体。
与前文中惠特曼对老妇人的轻视如出一辙，在反对工业化进程，向往自然的艾青眼里，城市和老妇人一样丑陋，令人不快。这些都反映出父权制下男性的优越心理，由此可见女性丧失社会存在和话语权力的境况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惠特曼的笔下亚洲成了女性的象征，她需要西方文明的保护，这正迎合了新世界工业化需要拓展疆域的心理。因此惠特曼把新世界比成一个年青、有征服欲的男性。《在百老汇大街上的盛大游行》(A Broadway Pageant)里，日本就是作为东方的代表即女性的形象出现的压制，而美国则是新世界的代表--强有力的男性化身。男性在期待着女性的出现，等待着扮演保护人的角色。
……东方人向我们走
向我们,我的城市。……〔2〕209
“东方”、“解放者”分别代表了征服者的男性与被征服者的女性，东方不仅被母性化，而且也成为印度的代名词〔3〕209:
语言的巢穴,诗歌的遗赠者,古老的民族，
气色红润,沉默不语,思绪重重,感情炽热，
带着浓郁的芳香,穿着宽大的衣袍，
晒黑了的面容,深沉的灵魂,炯炯的目光，
梵天的子民来了。〔2〕209
这里，印度也被女性化了。作为世界文明的发祥之一，印度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将孕育的东方文明馈赠与西方世界。因此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言人迫不及待地想拥抱这个东方的女性：
从西藏,从中国的蜿蜒千里的四大河流，
南方各个半岛和次大陆的岛屿,从马来西亚，
这些,以及它们所属的一切,都明显地来到
眼前,为我所攫有，
同时我也被它们攫有,被它们友好地拉住…〔2〕210
惠特曼的诗歌充分彰显了19世纪西方人颂扬和理想化的殖民扩张意识。诗人把西方人的海外侵略视作辉煌的文明进程，一味凸显男性的冒险精神和对经济的掌控。诗歌赞扬了工业革命创造和发展新世界的能力，讴歌了工人、农民各个阶层。但这些“光辉的形象”都是男性所特有的，不属于女性。诗人用自己的诗歌建构的是一个被忽视权力关系的男性世界〔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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