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特点，这大概已是没有疑义的，然而，包括文艺在内的一些社会现象还具有自己民族的特点，至今并不为所有的人所认同。毛泽东说：“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林，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文艺的民族形式的提出，这是毛泽东对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文艺的本性的一个重要发展。毛泽东的这段话不仅表明文艺是极富民族特色的，而且表明它的民族特色是包括民族的语言、习惯、感情、审美趣味及民族的历史发展在内的。这也就是说，文艺的民族特色不是臆造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为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问题，而是深深植根于生活之中，是生活对它的呼唤和要求。只要生活本身还存在着民族的特征，文艺就不可能不去反映和表现民族的特征。毛泽东还说：“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那个时候的统计——引者)，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在东方和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同时，他对那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自己的规律”。因此，那种认为文艺可以“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性道路的观点，现在可以“清除”文艺的民族特色的观点，都是不合适宜的。可以这样说，只要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民族的特征，文艺的民族“所有制”就不可能人为地被废除。
三、以大众性为目的的文艺思想
1980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译本。译者在为该书撰写的长达43页的“导言”中讲道：毛泽东作为“中国第一个把读者对象问题提到文学创作重要地位的人”以及在其他许多方面的文学论述，是高于他的西方批评者，也高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有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怀有很深的偏见，他们似乎认为只有一种艺术是值得讨论的，这就是有教养阶层的文化(或更狭窄些，只有西方有教养阶层的文化)，也就是他们以之自居的文化。而小人物的、或无教养阶层的文化，在他们看来则是不足道的，毫无艺术趣味的。”而“毛泽东(还有鲁迅)虽然本人就是自己国家有教养的古典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者，却仍然重视并能够鉴赏中国文学传统的多种潮流，并注意到它们的艺术上的长处。这一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所没有见到的。
毛泽东在文艺理论上的功绩，首先表现在，当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有条件进行大规模文化艺术活动的情况下，除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外，还鲜明地提出了作家艺术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必须彻底解决个人与群众的关系”④这个原则问题。就是说，毛泽东不仅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群众这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心问题，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充分认识到文艺与群众关系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还创造性的找到了解决这一关系的具体途径——作家艺术家一定要和“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突出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从来是重视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希望无产阶级与革命的文艺运动结合到一块，并期望着“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⑤。列宁提出“艺术属于人民”，艺术“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⑥的思想。斯大林对作家、诗人提出了要“把自己提高到能够担负起先进无产阶级的歌手的任务”⑦的标准。应该说，文艺为什么人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早期共产党人葛兰西，曾提出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是“民族——人民”的文学，为了建立这种文学必须造就一大批新型作家，这些作家必须“跟人民的情感融为一体”，成为“人民的组成部分”和“它的代言人”，而新的文学又需要把自己的根子扎到“实实在在的人民文化的沃土之中”⑧。
毛泽东没有停止他的探索。在前人的基础上，他集中系统解决的是“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从而使这一问题达到了新的理论层次。这是一个关节点。正是围绕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诸多论述是有开拓性的，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家所没有来得及仔细解决的。葛兰西虽然提出了必须“跟人民的情感融为一体”的命题。要求文学要扎根于“人民文化的沃土之中”，但他限于条件，未能指出实现这一方向的实际办法和有效途径。毛泽东恰恰从这个理论生长点入手，完成了自己全面独特的论证。只要我们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毛泽东论述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革命、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作家世界与立场感情的转变、学习马列主义与学习社会，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重视民间文艺时，几乎所有层面都是环绕着这个题目展开的。这个题目象一把扇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整体面貌就是展开来的扇面。
显然，在文艺与群众、文艺家与群众的问题上，毛泽东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精髓，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同样是适用的。
注释：
①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第19期(总第67期)，第14页。
②1966年3月20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③《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5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页。
⑥《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⑦《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5页。
⑧《葛兰西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邓小平论文艺[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3］邓小平文选(1975-1982)[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邓小平文选(3)[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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