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自由观源于西方工业文明，同时，与东方的自由观、东方文明具有内在一致。通过对比东西方自由观的类型、人性、模式等差异，马克思自由观是联接东西方自由观的纽带，并且与人类的文明递嬗和历史演进形成默契，因此，马克思自由观必将为人类普遍接受而具有普世性。
论文关键词：自由观,马克思自由观,普世性
一、西方的自由观
（一）西方的自由观是外倾型的自由观
在西方，自由意味着以个人为本位的意志自由。人生而自由就是说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世界上的唯一存在，要保护个人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行动自由，人的自由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宇宙中人才是主宰万物的一切。西方文化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外倾型文化。西方人认为，自由只有在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就是征服、改变外部世界，人要与天斗，与命运抗争。西方人坚信人的伟大，相信通过人的努力可以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适者生存”，正因为有了这种观点的指导，西方的科学技术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
（二）西方的自由观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石的自由观
在西方人的意识中，人生活在自然中，就要时刻与外部抗争，要警惕外部自然或社会力量对个人基本权利的践踏。人身的自由是精神自由的保障，精神的自由则需要外部社会为其提供各种物质保障，如社会制度、科学技术等。长期以来，我们总把个人主义与“自我中心论”、利己主义相混淆。个人主义中的“个人”不是指某个特殊的人，而是指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它坚持每个人生而平等，对待社会成员主张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它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坚持自己的信仰，维护自己的权利，保留自己的不同见解，反对一切形式的思想强制。个人可以为自己说话，而集体只能通过“代表”出声，每个人都实现了自由，专制、独裁变成了无本之末。西方个人主义正是现代平等思想、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石。
（三）近代西方的“性恶论”
西方人认为，只有在法治的保障下，人的自由才会得以真正实现。这种观点主要是源于基督教的性恶论，基督教认为，人的天性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因而人是不可靠的。霍布斯提出：人天生就具有一种自利自保的倾向，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人类最初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人们之间为了生存而订立契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人生活在社会中，社会为了匡范人的行为，遏制人的私欲，防止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而制定了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于此基础上，法国人孟德斯鸠构建了“三权分立”思想。孟德斯鸠用一句画龙点睛式的结语表达了大多数西方哲学家的共识：“在各种名词中间，歧义丛生、以多种方式打动人心的，无过于自由一词。……自由就是做一切法律许可的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禁止的事，那就不再有自由，因为别人也同样可以有这种权利。”[1]显然，法律不是用来限制人的自由，而是保障人的自由权利。
（四）自由的西方模式
（1）二元思维模式。西方式的二元思维模式擅长以科学家的眼光去看世界，把世界作为人之外的他物去分析、解释、探究。
（2）“主客二分”理念。在人类社会中，人是主体，自然作为客体为人类提供一切必要之可能。西方的工业文明与科学技术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出现了许多诸如环境破坏之类的问题，但是此类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科技的停止或社会的倒退，使人类回归“天人合一”的田园牧歌生活去解决，而只能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去追寻。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环境要好于发展中国家的原因。
二、中国人的自由观
（一）中国人的自由观是内敛型的自由观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自由是一个纯然的精神世界，它所从事的是改造人心的事业。自由表现的是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以及对社会伦理规范的恪守，是一种“无为”、“超然”的安宁心态。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内省性的文化，它关注的是人的内心感受，而对外在的自然环境不感兴趣。中国人认为，自由是人在精神上的轻松和愉悦，而否认自由是人的外在行为无羁绊、无约束的自由。在这种内省文化中，我们无法发掘科学精神的源头，因此，才有了“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二）中国人的自由观是以整体主义为依据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崇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人只有顺从外部环境的作用，回避外部环境对人身的限制，才能超越限制达到自由。它更注重人的精神价值，认为越是困难的环境越能磨练人的意志，提升人的品质。在中国这样一个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中，人的个性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被抹杀。中国人讲究个人服从集体、步调一致、循规蹈矩、整齐划一，然而在这些规范中，人的独特性得不到舒展，创新精神无法张扬。直到今天，传统惯性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依然强大。近期的一部电影中，一个青年人说：“当今社会不是主张个性张扬吗？可是为什么个性一张扬，一切都不一样了呢？”也有人抱怨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鼓励和培植平庸，而真正的精英受到冷遇和压抑，个人自由受到严重制约。
（三）中国传统儒学中的“性善论”
儒家讲救世，讲通过教化众生来重塑自我，回归本我。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也，我故有之也；弗思耳矣。”[2]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4]孔孟之道都在于告诫人们注重自我修养，人格完善，而这些都是发乎本心，超脱名利的道德理性，只有一个超越了功利所惑，不受得失束缚的人才是一个拥有最高自由度的人。然而儒学最大的缺憾是对于人性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一方面，人有自我理性无法控制的私欲，这种私欲会驱使人走向恶的深渊；另一方面，人又有理智，通过教化充满对善的向往。但是，“我们太无奈，因为这世界变化快。”孔孟圣贤的身先垂范面临世俗世界的诱惑，孔子讲德治，但德治却与人治相关联。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君主和权臣总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刑罚、法律只是用来对付草民的工具，人的自由无从谈起。
（四）自由的中国模式
（1）和谐
“在传统中国文人的观念中，和谐即自由。换言之，自由就是与天道相契合，同天地精神相往来。”[5]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6]如果人能够扩充其道德自觉心；则能了解人异于禽兽的本性（即道德自觉心）。如果人能够了解自己的本性；则能体验超越的天道，人行为的自由莫过于心灵的自由。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他就必定是自由的。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崇尚文化的和谐，但却不擅长以科学家的眼光去客观的看待世界，往往是以艺术家的心态去感受自然，热爱天地，从中获得一种人身与自然浑然一体的领悟，追求的是一种超脱物欲的“忘我”的超然自由。
（2）尚群
中国人认为，群体是汪洋大海，个体则是沧海一粟，个人在群体中的利益微不足道，脱离群体的个人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中国文化中，“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体的，中国人重视人际关系，认为人际关系是个人成功与否的关键。每个人都善于培养自己的“关系网”，在众多微妙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的状态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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