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形成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新闻模式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已经处于僵化状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力提倡公开性原则，倡导社会主义原则下的舆论多元化，结果放弃了舆论领导权，教训极为深刻。
论文关键词：戈尔巴乔夫,新闻思想,公开性
一、戈尔巴乔夫新闻思想的时代背景
形成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新闻模式在赫鲁晓夫上台后曾出现了短暂的“解冻”。赫鲁晓夫上台后，大行改革。针对经济管理过死采取了管理结构改组和管理权下放的措施。1955年、1957年、1962年，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进行了三次经济管理体制的调整和改组。赫鲁晓夫的政治经济结构调整与改革自然的波及到了新闻领域。于是，新闻界沉闷、保守、僵化的局面有限度地改变。一些记者和作家发出了批判的声音，出现“解冻”的局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在媒体上开展了关于完善经济管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和新闻界的活跃仅仅停留在实践层面。赫鲁晓夫并没有对新闻事业作体制上的改革，更没有在新闻理论领域进行探讨和思考，仍然是沿着老路前进。当然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一个过程。可是，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这种变革的意识又被冰冻起来。
勃列日涅夫登台执政后，首先对前任留下的混乱局面进行调整和修正。从1966年开始推行“新经济体制”。这一措施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苏联进入了一段稳定增长的时期，也增强了在冷战中与西方等国对抗的实力。但20世纪70年代后，“政策”失灵，经济出现下滑，社会生活停滞，保守风气蔓延各领域。反映在新闻界也是如此。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掩盖问题矛盾，媒体面孔呆板，对国内外信息依旧过滤、筛选。对很多重大事件的消息都进行封锁、遮掩。例如，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所以，媒体仍然在国家强制统管之下，事无巨细，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勃列日涅夫之后，接下来的两年中相继执政的是安得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前者虽然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但都未触及传统体制的根本问题，没有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深入探索。所以，苏联在将近60年来的时间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结构框架始终如一，遵循列宁斯大林那时代所确定和形成的体制，当然还包括新闻体制。
二、戈尔巴乔夫新闻思想的内涵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所面临的新闻事业的状况是：新闻媒介报道的内容越来越贫乏，新闻报刊的写作方式越来越枯燥，新闻报道充满了僵化的宣传调，报刊的宣传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能很好地起到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作用。面对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秉着服务改革、服务社会和人民大众利益的目的对苏联新闻事业融入了新的思维。力求摆脱其原有的集权模式。他对大众新闻媒介有了不同以往的新的思考，主要观点有：
（一）“公开性”原则
“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提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尤其对闻界来说更是如此。早在1984年11月，当时还只是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公开性的问题。1986年2月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再次提出了公开性问题并把它提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论文强调“公开性是改革的重要工具”，“舆论的力量只有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广泛公开性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要求在对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任何问题上舆论多元化”，“摈弃精神垄断的做法”。此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批评无禁区”的主张。1989年7月，他在各级党组织第一书记会议上做报告说，“对社会监督和批评来讲，我们这里并无禁区。这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
戈尔巴乔夫所提的“公开性”原则有着多层的意义。首先，弱化新闻媒介的宣传职能，恢复其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其次，扩大报道范围，给予媒体更多的自由。“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多的公开性。人们既应知道好事，也应知道坏事，以便扬善除弊”。[1]由此新闻媒介可以深入许多领域，通过报道告知社会群众大量真实的历史与现实；再次，对上的舆论监督职能得以行使。“公开性是对毫无例外的一切管理机关的活动，进行全民监督的有效形式，是纠正缺点的强有力杠杆”。[2]“发展公开性是集中多种多样的意见和观点的方法，这些意见和观点反映了苏联社会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的利益。如果不通过批评，特别是通过来自‘下面’的批评来检验自己的政策，同消极现象作斗争，防止产生消极现象，我们就不能前进”。[3]可见，公开性是苏联新闻界全面复苏的前提条件。
（二）舆论多元化原则
戈尔巴乔夫意识到，改革要前进不能缺少大众新闻媒介的力量。为此，他一方面强调舆论内容要多元化。1987年5月18日他在答意共《团结报》编辑部问时说，舆论工具“是实行公开性的最有代表性的群众性的论坛”，它应“成为民主监督的保障，监督决议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群众的利益和需要，然后监督这些决议的完成情况”。 这年11月20日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讲话又进一步强调，新闻媒介应当报道“各种观点的冲突”。“舆论工具并不是表达人民的意志，反映他们的意见和情绪的唯一渠道。但是，这是公开性的最有代表性的和群众性的论坛”。[4]从这些话能够看出，新闻媒介不再是“一言堂”，而成了“群言堂”，真正成了人民的喉舌，使群众能通过媒介有机会参加讨论改革的工作。放开压制，为的是“要使每种报刊上都出现社会主义的多元论”，使其成为反馈的渠道。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舆论工具要多元化。“苏共中央在开始改革时依靠两种强大的实际力量—党的委员会和舆论工具”，[5]他认为舆论工具应当是公开性的论坛，应对党和政府实行社会监督。1990年7月15日他宣布，随着“政治多元化的实际形成”，国家电视和广播职能的行使“应该是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是为我国发生的现象作客观、全面报道服务的”，不允许任何政党、政治派别或集团垄断。结果到这一年10月，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党的报刊进行了登记，其中1/7属个人所有，还出现了独立的通讯社等等。
（三）坚持社会主义的新闻原则
戈尔巴乔夫认为新闻媒体进行大范围公开报道，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监督社会和党政工作，这是正常的、需要的，更是其自身职责。但对新闻媒体不是放任的态度，是有原则性的。那原则就是“捍卫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我们报刊的传统”，“公开性应该巩固我们的社会”，“为了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和提高人民的政治修养，需要更充分地利用舆论工具，以便讨论社会和国家的问题，扩大社会监督，积极开展争取加强责任心和劳动纪律、遵守社会主义法律和秩序、反对违反社会行为准则和苏联生活方式道德准则的斗争”[6]。1987年7月14日他在同报刊和文艺界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公开性应当加强社会主义和我们人的精神，应当加强道德和社会的道德气氛。公开性也是对缺点的批评，但这不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不是挖我们社会主义财富的墙脚。这些论述表明，新闻事业的改革是以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为中心的，应该配合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工作，与党中央的立场一致，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应发挥促进的作用，而不是破坏和伤害党与国家的各项工作开展。
三、戈尔巴乔夫新闻思想的启示与教训
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思想为苏联新闻事业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改变了形成于斯大林时期的新闻模式的封闭、僵化、灌输式的面貌，苏联新闻界出现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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