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马克思主义作为在欧洲民族土壤里滋生的科学理论，之所以为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和民族所接受而中国化，其原因有三：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本质要求；二是中国当时救亡图存历史任务的需要；三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介。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从理论本性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学说，它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以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为目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主要、最根本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之深厚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的实践中必然具有不同的形式，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才能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解决实践提出的新任务和新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每一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历史为转移，同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它在发展中的具体形态，只能是具体化了的具体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来说，这种理论形态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既不同于欧美各国，也不同于俄国。因此，独立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如何在中国具体运用，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迫切任务。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二是使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具体的民族形式。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与其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在这个国家扎根并真正发挥自己改造世界的功能。
显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取得“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二、中国当时救亡图存历史任务的需要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正式传入中国一开始面临的并不是单纯的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而是中国“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当前实际问题的解决。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民族压迫，进行了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过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探索。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80年间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等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但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传统意识、宗法意识根深蒂固，加之没有民众的根基，其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与之相适应，曾经出现过各种反映这些斗争并为之服务的思想理论。其中既有地主阶级开明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改良主义思想，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提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还有农民阶级提出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思想文化的落后，也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十分软弱，因而中国自身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可以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近80年当中，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制”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无力，抵挡不住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而败下阵来。于是，人们期待并呼唤着能克服这两种文化弊端又兼有两种文化特质的新文化，“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这成为近代中国在社会与文化理论需求上的迫切主题。
正是在中国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也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方面使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极大地鼓舞了先进的中国人，促使中国的许多先进人物决心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开辟拯救中国的新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对帝国主义压迫痛苦的深切感受和痛恨，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感到振奋而有意义，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不，才“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合”。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热衷于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宣传，把富民强国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
李大钊称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成为组织群众运动的“宗教的权威”；陈独秀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新道德的化身，视为能凝聚人心，统一行为的伦理规范。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不同于中西固有文化的另一种新文化，而被中国先进分子所选择和接受的。历史也表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特别是科学历史观和社会革命理论的指导。
三、俄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介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一种在西方文化土壤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学说。从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土壤而言，它与中国社会和文化有很大不同。它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为中国人民所认同和接受，是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这一中介分不开的。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与中国具有相似之处。
首先，俄国的历史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俄国和中国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两国的近代历史也是惊人的相似：都因落后而受到西方国家的欺凌，都是在挨打的痛苦中领略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力量，从而开始寻求出路向西方学习，并由此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历史；两国的资产阶级都未得到充分的发展，都比较软弱，无力完成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其次，当时中俄两国有着相类似的国内形势：都处于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工人、农民与资本家、地主的矛盾日益激化，在俄国还有封建沙皇的专制统治与人民群众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矛盾，有俄国与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在中国，众多的帝国主义强盗为瓜分中国而争斗不已，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封建地主的压迫的斗争日趋高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所有这一切，为人民革命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第三，中俄两国的文化特征也有某些共同之处。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