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现代中国文艺运动的进程中。人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付出了巨大努力。
关键词：毛泽东，文艺，思想
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现代中国文艺运动的进程中，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几十年来，人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不能忽视的。但是，相比较而言，毛泽东究竟在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的地位怎样，这些却是研究和探讨较少的课题。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固然与西方当代的文本形式论无涉，与西方近代的表现论不染，也与西方传统的模仿论或者实用论迥然有别。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毛泽东也成为了建设有中国风格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杰出代表。在这个结合的过程，毛泽东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极其自觉、极其主动、极其认真的。
早在40年代，毛泽东于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批评了一些同志对待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态度。50年代，他又指出：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①。60年代，他在谈到马克思主义问题时，再次指出：“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能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主义的束缚。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论文格式。”②毛泽东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走自己的路，在文艺思想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艺思想。
一、以人民将为本位的文艺思想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这样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毛泽东在这里作为其论述中心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即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相隔14年，毛泽东在56年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时，仍然念念不忘于这一关系，他说：“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又隔了二三十年，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接过毛泽东的上述话头，把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表述得更显豁，“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可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题意向始终是明确的，是一贯的，那就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讨论并解决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中国特色在于以人民为本位。论文格式。这一人民本位,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统一的意义上讲,是指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和归结点,着眼点与立足点,都在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人民群众，一句话,它采用的是一元化而又全方位的人民视点。论文格式。毛泽东在《讲话》中有一段话,可以理解为毛泽东自己对其人民本位以及人民视点所做的总括说明.他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从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看,毛泽东主张以人民生活为文学艺术的原料，这是说文艺应该取之于人民；毛泽东又主张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这又是说文艺应该用之于人民。换一角度,再从艺术创造与鉴赏的关系看，毛泽东所谓人民大众，即作品的“接受者”或者“服务对象”，因此，文艺为人民大众，实际上就是供人民鉴赏。这里，从取之于人民到用之于人民,从由人民创造到供人民鉴赏，正好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圆圈。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文艺作为人民在审美与艺术领域的一种自我生产与自我消费，一种自我创造与自我鉴赏，应该而且必须在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圆圈中，循环往复地生成以及发展。这是毛泽东从其人民本位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对文艺本性进行的动态展示，也是他为文艺发展设计的理想模式。
二、以民族性为特色的文艺思想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基于这样的目的，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研究中国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进行科学的总结，继承这一份宝贵的遗产。
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的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③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毛泽东最突出最全面地论述了文艺的民族特色的问题。他多次谈到“民族特色”、“民族的特性”、“民族的特点”、“民族风格”、“民族形式”、“民族化”和“中国特点”、“中国的特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化”。这些提法贯穿于他各个时期的论述中，并且总是同他对其他事物和现象诸如哲学、历史、文化、经济、军事等的民族特色的探讨相呼应、相统一。这就是说，他不仅把民族特色看成是一个系统概念，而且从民族特色这个系统来考察文艺的民族特色。这是他探讨文艺的民族特色的优点和特点。例如，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中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中，他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又说，“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中，他说：“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中，他提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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