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应制诗确实具有被杨炯批判的唯美主义倾向，但更多的是对艺术形式美的进一步追求，重在缘情体物，刻画出情景统一、妙和无垠的绝妙诗境。在贞观应制诗的继承中又以新的思想内容来适应当前的政治形式，体现了一种较为健康开朗的创作心态和雍容华贵的气度，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最高水平的创作范式，成为初唐贞观诗风演进后一个新的起点。
三、武后、中宗诗坛（684——712）：诗国高潮的奠定
这一时期的宫廷斗争的严峻性使诗人们的创作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了贞观诗风的南北融合与龙朔诗风的“新变”之后，在应制诗中更加注重炼字融句、音律对仗等诗体的创制，主要是以“四友”与“沈、宋”的应制诗为代表，促成了律诗的全面建设：“六朝之末，衰飒甚矣。然其偶丽颇切，音响稍谐，一变而雄，遂为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神龙以还，卓然成调”道出了初唐应制诗对诗国高潮作出的巨大贡献。
“四友”的应制诗创作，基本上摈弃了初唐前期应制之作的空泛通病，在新时代的精神感召下，通过抒写自己的见闻、体验来表达真情实感，扭转了长期盛行的宫廷诗风，推动唐诗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对律诗的定型，起到了积极作用。李峤四首七律应制诗，全部合律，如他的《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
主家山第接云开，天子春游动地来。羽骑参差花外转，霓旌摇曳日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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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石溜调琴曲，更取峰霞作酒杯。鸾辂已辞鸟鹊渚，萧声犹绕凤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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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篇八句，属首句不入韵偏格，律度谨严，工于对偶，措辞精巧，前四句写车驾幸庄，后四句写公主留驾，结撰脉络清晰稳健，节奏流转自如，秀丽浑融，匀称自然。开篇即以“接云”、“动地”总写公主南庄楼阙之高峻，帝王临幸之声势；接写扈从之众，仪威之盛。全从大处落墨，山庄风物之美，春光怡人之丽以及南庄宴饮的特异情趣，全蕴涵于二三联中，概括而不空泛，结尾如撞洪钟，余音不绝。金圣叹评云：“纯用大笔大墨，不着一丝纤巧，允为一代作者冠冕”，眼高一代的金人瑞似乎也感受到了其与唐诗歌风貌的相通之处，感慨道：“不睹唐初人如此大篇，便于律诗不知何所措手，唐初诗可不读哉！”不但“是初唐佳境”，即使“天宝以后亦不可多得”。杜审言的应制诗句律极严，无一失粘，如《守岁侍宴应制》，音律全谐，对仗工切，前者“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挖服照江东。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二联，不仅上下句互对，且本句自成对偶，可称工绝!全篇气象高迈，风姿绰约，辞采典丽，故胡应麟云：“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审言实为首倡。”苏味道、崔融各有律《石涂侍宴应制》，当时同题唱和者十七人，仅五人全诗合律，其中就有李峤、苏味道、崔融，足见其精晓音律，真正驾驭了七律这种诗体。因此杜审言的这两首七律也被称为“皆极高华雄整，少陵继起，百代楷模有自来矣。”赵昌平先生断言：“文章四友实为七律先驱，沈、宋与之比肩”（《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一语中的。
沈、宋的应制诗当时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宋之问的两次应制夺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应制诗典雅精工、构思精巧、气象恢宏，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完美地体现了律诗的构思精巧，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曾云：“宋、沈之诗，以严凝之骨，饰流丽之词，颂扬休明，渊乎盛世之音”。粗看并不着太多感情色彩，但细细推敲则是诗人喜怒哀乐感情的自然流露，语言凝练省净，形象传神，自然就为盛唐山水诗的繁荣铺平了道路。试看宋之问的《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彩花应制》：
金阁装新杏，琼宴弄绮梅。人间都未识，天上忽先开。
蝶绕香丝住，蜂怜采艳回。今年春色早，应为剪刀催。
此诗作于景龙二年，其年十二月十九日即立春，是为早春。诗中描绘剪彩花，但处处洋溢着早春之意。首联以精致的对偶点题，符合应制诗的“三步式”惯例，金阁——琼宴点明是侍宴应制，新杏——绮梅则暗示“剪彩花”。颔联使用皇宫即天堂的传统隐喻，写剪彩花给宫中提早带来的春意。颈联形容剪彩如真，却借蜂碟写出，精细传神地描绘出剪彩花的香味、色彩及形状，暗喻人工艺术的巧夺天工，刻画逼真自然，不着一丝斧凿之痕。尾联采用一个巧妙的联想叙述早春的到来是宫女们用剪刀将其催来，并在后来被贺知章化用为“二月春风似剪刀”，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全诗立意新奇，创思高妙，精密无隙，充分显示了作者娴熟的诗艺和丰富的想象力，并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运用的得心应手。“章法、句法、字法无不臻妙，允为后学规式。”
沈佺期的应制诗将视野投向山水园林、人文景观的欣赏与企羡，来表现宏伟的胸襟气魄和繁盛的大唐气象，在词诗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其《兴庆池侍宴应制》：
碧水澄潭映远空，紫云香驾驭微风。汉家城阙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镜中。
向浦回舟萍已绿，分林蔽殿桂初红。古来徒羡横汾赏，今日宸游圣藻雄。
起句破兴庆池，次句破宴，皆带气象。中二联两大景、两细景分写，收侍宴应制。气象高华清卓，与右丞同工。明丽素朴的自然美的使得应制之作变得如此清新可爱，从中可见诗人内在情趣的旨归，描绘的对象是大自然碧水澄潭 天地山川以及回舟，绿萍，红槿。对人文景观的玩赏，流露出诗人对人工技艺美的赞赏以及沉浸于其中的潇洒情致，张悦所说的“沈三兄诗须还他第一”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沈、宋应制诗题材、主旨虽与前代宫廷诗作并无甚差异，但他们更着力于诗歌技巧、形式、声律、词藻的探讨，同时还努力开拓诗境，追求弦外之音、韵外之致。如宋之问的《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突出江山如此娇烧而又春意盎然，令人神往；沈全期的《仙粤池亭侍宴应制》写景清新流畅，表现出诗人对自然风景的敏锐细腻的感受力。故翁方纲《石渊诗话》评曰：“沈、宋应制作诸作，精丽不待言，而尤在运以流宕之气，此自六朝风度变来，所以非后来试帖诗所能及也。” 确实为诗国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诚然，初唐应制诗因其内容上的歌功颂德和形式上过分的藻饰，使诗人缺乏自我创作的个性。但从诗歌发展的文化史实来看，初唐应制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作为初唐诗坛的主体，其审美品格的形成和审美范式的确立与创作主体所具有的文化素质、精神风貌、心里特征以及外在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初唐应制诗正是宫廷诗人们在继南朝“声色大开”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唐朝统治者倡导的儒学风气，经过不同地域文化的整合，在唐代恢弘气象下所创制出的一种宫廷文学形式。尽管“时带六朝锦色”，但是在应制奉和的同时，推动了对诗歌艺术创作和诗意诗境的推敲与锤炼，在声律、用典、属对等艺术技巧与创造方式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最终为诗国高潮做了充分的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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