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我们对新中国战争片的叙事进行梳理。从讴歌走向多元：文化视角下的新中国战争片。
论文关键词：新中国战争片，文化视角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战争片是中国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新中国的战争片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我们对新中国战争片的叙事进行梳理，也同样可以反观出中国社会文化的大致进程。总体来说，新中国战争片的文化进程大致有四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战争片是政治文化下的英雄赞歌；二是文革后到80年代初战争片的文化反思；三是80年代战争片对战争的“在场”体验；四是90年代以来，战争片呈现出文化多元的繁荣。
一、建国伊始的英雄赞歌
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这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伟大盛典。为了庆祝这一盛典，电影行业与全国其它行业一样以实际行动向新中国的诞生献礼。缅怀过去的峥嵘岁月，悼念为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战友，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珍惜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成为电影的主题。于是战争片天然地成为表现这些主题的第一选择：国家支持拍、创作者乐于拍，观众喜欢看。
1、英雄成长故事
解放使人民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但如何投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对普通民众来说本身也是一个成长的政治课题。为了缅怀在解放大业中逝去的英雄杂志网，也为了给普通民众提供成长的范本，17年时期战争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表现英雄在政治上的成长历程。
英雄出身于受尽剥削压迫的最底层，当他们被逼至绝境的时刻，拯救者（党的代表者）将他们救出，并指给他们人生的道路。如《中华女儿》中的胡秀芝和《红色娘子军》中的琼花。“反动派穷凶极恶，老百姓苦难重重。解放军神兵天降，受难者重见天日。”[1]（64）被拯救者参加了革命的队伍，并在经历了挫折后，如琼花和董存瑞（《董存瑞》），在引路人（冷云、洪长青、老班长等）的指引下在斗争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无产阶级战士。“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2]（118）
2、英雄的泛化
在17年的电影创作中，除了偶有已牺牲的真实英雄人物得到表现（如赵一曼、刘胡兰），我军的高级将领和领袖都未以具体形象出现在银幕上，职务最高的可能就是《南征北战》中的军长形象了。[3]战争片中的英雄大都是电影工作者“虚构”的艺术形象。“虚化”的艺术形象和相似的成长故事使得战争片中的英雄们具备较多的共性，产生泛化效果。
泛化首先突出表现在对英雄群体的塑造。许多战争片中的英雄不是一个而是群体，虽然个体在故事中均有比重不一的塑造，但革命战士的本质属性是相同的。其次，即使影片较为集中地刻画了英雄个体的形象，但当英雄经历了成长、取得了胜利后，英雄的个体往往也会融入到群体中去，使英雄的个体形象泛化为群像。比如《红色娘子军》的最后，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的琼花，在激昂的歌声中走入革命队伍，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类似场面不断重复，其中的政治文化寓意指向明确：正义最终会战胜邪恶，胜利属于英雄所代表的人民。[4]（113）
二、文革后战争片中的文化反思
在十年文化的浩劫中，人情与人性成了资产阶级的代名词，表现战争的苦难与悲欢离合是“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污蔑”杂志网，人物的亲情爱情一律是“资产阶级的毒草”。在文革后到80年代初，随着电影理论研究的热潮涌起，国家对电影创作的鼓励，一批视角新颖，弥补十多年来人情与人性缺席的电影新作与全社会的文化反思浪潮共同涌起。
1、细腻深入的人情、人性美的诉求
电影《小花》以革命战争为背景，以战争中人们的生离死别为主线，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母女与兄妹的亲情，也若隐若现地尝试了爱情的表达。全片剧情紧紧围绕着“情”，表现手法非常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的线形、单向的叙事套路，用闪念、回忆等“意识流”手法表现人物心理，对人情、人性美的诉求。电影《今夜星光灿烂》从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展示战争的残酷和英雄的牺牲----来表现战士们的人情美和人性美。
2、纯真理想的失落与追寻
在电影《归心似箭》中，“抗联”连长魏得胜负伤被俘，逃脱后不断地寻找部队。经历了金钱的诱惑、死亡的考验，并与精心照料他的齐玉贞产生了浓厚的情感。但魏得胜依然归心似箭，任何情况都动摇不了他寻找部队的决心。与琼花等从民间投奔队伍不同，魏得胜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战士，离开队伍后重新寻找队伍。部队是精神家园，掉队和寻找隐喻了经历浩劫之后，人们对精神家园的失落、迷茫与追寻，与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伤痕之后理想与精神的文化寻根同步。
三、80年代战争片的“在场”体验与社会文化批判
如果说17年时期的战争片是观众对战争回忆式的体验，那么70年代末在中国西南边陲进行的自卫战争则是当时人们亲历的战争体验。西南边陲战斗英雄不断涌现的同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也在大力推进。人们对物质利益也越发关注。
《十五的月亮》中，当战士们奔赴前线作战的时候，后方的母亲却在劝女儿与军人男友分手，利欲熏心之徒也巧取豪夺英雄母亲的财产。在《高山下的花环》中，当梁三喜的母亲和妻子来到部队，用抚恤金和卖猪的钱替梁三喜还债的情节拷问着人们的心灵。
随着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影响，思想道德层面虽依然保持对英雄的崇拜，社会生活层面却在物质利益前摇摆。传统的英雄认知与商品经济遭遇后，人们面临着英雄崇拜与金钱崇拜的艰难选择。电影不仅再现了战争，也在品味着重大转型期中的社会人生。于是在世俗文化的映衬下杂志网，英雄的血与泪相和，激荡起一片挥之不去的悲壮。
四、90年代后，多元文化特征的战争片竞相繁荣
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加速发展，各种思想与文化碰撞激烈，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并进的格局。在党和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重大历史题材”的主旋律战争大制作在90年代繁花似锦；而为了应对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电影的市场冲击，中国的战争片不断探索着商业化的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1、“重大历史题材”战争片“大”爆发
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动荡和90年代初的苏联与东欧巨变后，电影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告诉民众国家秩序建立的艰辛与必然。随着电影越来越多地关注重要历史时期和重要历史人物，1987年成立了“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弘扬“主旋律”的“重大历史题材”影片集中爆发，达到了创纪录的33部46集。《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等，建构起新国家、新秩序的诞生的影像历程。此时，一般的英雄已承担不起驾驭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历史重任，只有历史伟人走上前台，方能指点江山运筹帷幄。
2、市场背景下战争片的文化策略
1993年电影主管部门发布了后来被称为“三号文件”的《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初步打破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了电影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5]（16）1994年为了刺激低迷的电影市场开始引进好莱坞影片，虽然电影观众增加了，但票房一片倒地向“大片”倾斜。为了给国产电影争得空间，电影创作者用各种手段对电影进行商业改造，提升电影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
首先是电影奇观化的自觉表现。奇观展示是商业电影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手段，中国电影在竞争中自觉向好莱坞电影文化学习。于是更宏大的场面，更新奇的武器装备，更逼真的战场效果不断出现。《集结号》依靠国际团队打造的战争场面便是其重要的商业噱头。
其次是个人情感的加入。与以前的战争片主要表现的是纯洁的政治情感不同，商业化的战争片的情感更多地描写了以男女爱情为主的个体情况。《红高粱》中的爱情惊世骇俗；《红河谷》中有了三角恋情；《黄河绝恋》中出现跨国之恋。
第三是战争喜剧片的创作。喜剧是商业电影的重要类型。它的首要功能是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笑声中得到宣泄，所以更能为一般观众接受。在中国电影市场，贺岁档、暑期档经常可以看到票房可观的喜剧片的身影。《三毛从军记》、《绝境逢生》、《举起手来》、《巧奔妙逃》、《革命到底》、《斗牛》是新时期迄今较有代表性或者特点的战争喜剧片。但这其中有部分倾向于闹剧，如何去体现喜剧的智慧、制作出更高思想和艺术水准的战争喜剧电影，仍将是中国电影人努力的方向。
3、人道主义的价值视角。文化多元还表现在电影中对战争的人道主义视角。《我的长征》从孩子的角度去体味死亡的残酷，《集结号》中谷子地执拗地寻找战友的遗骸让我们对生命与死亡有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以外的人道主义的视角。“关键还是在人物把握，在人性、人情、人道的挖掘上杂志网，在对战争本身的正确认识和深刻反思上。这才是艺术的根本。”[6]（12）
从对英雄的政治讴歌到以战争之名对失落的人情进行反思、对迷失的价值观批判，再到90年代后的多元文化方向，新中国的战争片伴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战争片仍将是重要的类型，新的时代文化特征也仍将在战争片的历史叙事中体现。
[1]李英敏：《初写电影剧本的体会――〈南岛风云〉创作手记》，《中国银幕》1956年第1期，第64页。
[2]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8页。
[3]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总政治部[1998]政联字第5号文件《关于加强军事题材出版物管理的补充规定》要求：“军队团以上单位军史、战史资料，特别是未公开的军队重大历史事件、失利战役、战斗和事故案件不得公开出版或发表”。这一规定虽然在1998年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但这类规定在我国的新闻和电影事业中一直以不同形态和表述存在着。
[4]皇甫宜川：《中国战争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年12月第1版，第113页。
[5]李宗彦：《论产业化进程中的主旋律电影（2002—2007）》，2008年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
[6]韦廉：《更接近战争的本质，更明确电影的目标——〈太行山上〉创作访谈》.电影新作,2005,(5)，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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