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这种世界局势，和平谈判成为改善各种关系，特别是使各种紧张关系趋于缓和的重要方式。和平谈判的目的一般有两个：一是化干戈为玉帛或化对抗为对话，以谈判消弭冲突或争端。80年代，我们通过与中英、中葡的和平谈判，分别就香港、澳门问题达成联合声明，据此顺利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某些国家与我国还存在边界矛盾、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许多问题，我们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得到了顺利解决，并且同这些国家发展了对外贸易关系。例如，1992年1月，经过中国和老挝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联合勘界树桩工作圆满完成。1992年3月，中国同俄罗斯互换了《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的批准书。中印两国领导人也达成了互谅互让、相互调整的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但有些分歧一时还难以消除，例如，我国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着领土争端，与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上存在分歧，与越南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对南中国海的岛屿和海洋权益问题上存在争议。邓小平认为，这些争端如果“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激化与有关国家之间的矛盾，影响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甚至会导致地区局势动荡。而面对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总体形势，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为此，邓小平首创了用“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来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争端问题。“搁置主权”，绝非是“不谈主权”，而是要正确选择“谈主权”的时机，在解决争端条件不具备时，各方先不谈主权归属，要从现实出发，尊重各方在争端地区的现有利益，避免矛盾激化，同时继续各方间的正常合作，等待时机成熟再妥善解决。这一处理领土争端的方式，不仅使我国避免了同有关国家发生紧张冲突，而且也使我国和这些国家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得以继续发展，从而为今后和平解决争端创造条件和契机。二是谋求发展关系，以会谈来促进友好合作。邓小平同志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此，通过和平谈判，我们同周边国家建立了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同拉丁美洲、非洲、西亚以及南太平洋的一些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到了改善和发展。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对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实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三、江泽民：以访促和，提出“世界文明多样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了两极格局的终结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态势，针对霸权主义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企图搞“一超独霸”的状况，提出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
江泽民在2001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论文发表。世界各国的文明，都是人类宝贵财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历史充分证明，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各自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文明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并享受美好的生活，是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加强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推动各种文明共同进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才能真正实现。”此后，江泽民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多次阐发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指出，“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002年4月10日，江泽民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形式。也正如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当中所指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当今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不承认、不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注定行不通的。
江泽民关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是对当今世界的国际局势和世界文明发展历史和现状的科学总结。这一思想既看到了由于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所带来的各种文明的差异性，以及这些差异性难免会引起摩擦。同时又指出，从本质上看，各种类型的文明是可以兼容的，因为它们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正因为各国多样性的文明是兼容的，是可以长期共存的，因而它们可以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当今世界，从而不断积聚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因此，应该尊重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各国应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只有这样，我们所处的世界才能既充满活力，又绚丽多彩。此外，江泽民关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针对“西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这样的对世界各国文明发展认识上的片面的理论和主张而提出的。
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和世界文明多样化的国际形势，给中国外交提供了大机遇，也蕴含着大挑战。国内建设的大发展给中国外交提供了坚实后盾，同时提出新的要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观察国际大势，牢牢把握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定地站在时代发展潮流的前列，开创了新中国外交史上最活跃的时期。论文发表。首先，进一步巩固周边睦邻友好合作关系。通过互访与对话，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睦邻友好推上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上海五国”新型地区安全对话机制建立。周边关系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边界线成为连接我国与邻国的友好纽带。其次，改善和推动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1994年和1997年，中法两国首脑成功互访，全面改善和发展了中法友好关系。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成功互访，两国领导人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在四个月内两次来华，两国元首就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再次，继续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96年，江泽民访问非洲六国，构筑未来中非关系。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也取得很大进展。最后，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中，我们在国际上树立了真正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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