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明朝的君主权力极度膨胀,从理性上分析,朝臣向皇帝发动进攻,取胜的把握太小,所以,为朝臣计,与其对抗皇权,不如与皇权合作,形成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实际上掌握更大的权力,从而更易于施展政治抱负。
武宗时,由于皇帝宠信宦官、江彬等人,使内阁权力式微。武宗一死,杨廷和等人企图改变这种状况,选立朱厚熜,本以为他会是位明君圣主,君臣协力,共致太平。没料到朱厚熜是个刚愎自用之徒,《明史》载其“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 ,“性刚,好自用”,在“大礼议”一事中,就一再让朝野领教了其利害论文怎么写。面对这样?木主嘉靖,杨廷和等人既要尽辅臣之责,又要成治世之Γ就Ω貌捎昧榛畹恼治策略,正如孙矿所说“以杨实斋之宏达,际肃皇之明圣,使议礼时稍有低回其间,则丕熙必迈于成弘,于社稷不亦康乎。”[18]而杨廷和等人始终不愿意在议礼问题上向皇帝妥协,为什么呢?除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之外,笔者实在想不出其他理由了。诚如《明史》所说:“‘大礼’之议,杨廷和为之倡,举朝翕然同声,……诸臣徒见先贤大儒成说可据,求无得罪天下后世,而未暇为世宗熟计审处,准酌情理,以求至当。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19] 正是 “唯恐陷主于非礼”,杨廷和等人才勇敢抗争,明知不可而为之,其忠心赤胆,日月可鉴。而有人竟以为他们与皇帝争权夺利,不亦谬乎!
百官向皇帝抗争,既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支使,且是为意识形态而抗争,我们就不能说杨廷和操纵了几乎整个文官集团向皇帝争夺权力。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断定议礼时“举朝翕然同声”的局面非杨廷所能操纵,则文官集团并非杨廷和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如此,则议礼反对派并非嘉靖初权力斗争的杨廷和一派。
综合以上分析,既然“大礼议”与嘉靖初的权力斗争并非同时发生,也并非同时结束,且议礼反对派与权力斗争中的杨廷和一派亦有所区别,所以本文坚持 “‘大礼议’并非权力之争”的观点。
另外,赵文认为皇帝能否遵从杨廷和议礼之决定也就决定着杨廷和能否继续推行自己的施政方针,而杨廷和推行的是孝宗朝的政策,但皇帝不希望以杨廷和给的框架当皇帝,故借“大礼议”摆脱内阁的约束。[20]这种逻辑的前提是:尊谁为考,就要继承谁的遗志,继续谁的政策。窃以为这个前提是很成问题的。赵文中也没有对此提出证据,估计也仅仅是其推理而已。假如该推理成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朱棣尊朱元璋为考,为什么就能改变了其父“守文”的施政风格而大规模北伐、南征,大规模营建宫室甚至新建皇都呢?同样,武宗尊孝宗为考,为什么就能肆意颠覆“弘治中兴”的局面嘉靖,弄得“大厦将倾”呢?每个人都有保持自己独立人格和尊严的欲望,少年天子要求保持自己独立人格和尊严,固然无可厚非,笔者也同意这种看法。但是如果认为若尊孝宗为考,就要继承孝宗的政策;若不尊孝宗为考,就能另起炉灶,从而进一步认为世宗是为了跳出杨廷和等人为其设置的框框,无意继续孝宗朝的政策,并争取皇权与阁权斗争的胜利而进行“大礼议”,则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1] 详见朱声敏.论“大礼议”并非权利之争.重庆社会科学,2007 年10 期.
[2] 赵骏.论“大礼议”实乃权力之争.安徽文学2008年第12期.
[3]《明世宗实录》卷1,正德十六年四月癸卯
[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列朝,“世宗入绍礼”条.
[5] 世宗本来对杨廷和等人改易父母的做法就“心殊不悦,然夺于众论,未有以折之。”见明世宗实录卷4,正德十六年七月壬子.
[6] 明史纪事本末卷50大礼议.
[7] 明世宗实录卷4,正德十六年七月壬子.
[8] 明史纪事本末卷50大礼议.
[9] 明史卷196张璁传.
[10] 明史卷190杨廷和传.
[11] 明史纪事本末卷50大礼议.
[12] 明史卷191赞曰.
[13] 明太祖宝训卷4励忠节.
[14] 明太宗宝训卷3褒忠节.
[15]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列朝,“世宗入绍礼”条.
[16]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明代.
[17]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37徐文贞公行状中.
[18] 谈迁.国榷卷53.
[19] 明史卷191赞曰.
[20] 赵文写到:“其议礼之争是权力之争,更是谁掌握领导改革之权的斗争。‘大礼议’中,杨廷和一派始终坚持世宗承孝宗之宗,撇开武宗这一荒唐皇帝不管,使世宗成为孝宗的继承者,既而继续实行孝宗之朝的英明政策,继续实现杨廷和的伟大抱负。然而,世宗却并不希望继续杨廷和的政策。”“世宗既不想继孝宗之宗,也不继武宗之嗣,而是继承明朝的皇统,保持兴献王的嗣君,从而脱离孝宗、武宗这一系,另起炉灶,这就和杨廷和的抱负有了矛盾。双方在‘大礼议’的名义下争的也正是这种权力,争的是走谁的执政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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