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年号嘉靖。由此发生了明史上有名的“大礼议”。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为此发表了《论“大礼议”并非权力之争》一文[1]。
论文关键词：嘉靖，“大礼议”，杨廷和，权力之争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丙寅，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迎宪宗皇帝之孙、兴献王之子、武宗之弟朱厚熜于湖北安陆。新君即位，年号嘉靖，是为世宗。世宗在继宗继统的问题上与大臣们严重对立，由此发生了明史上有名的“大礼议”。在今人看来，这场争论似乎无关紧要，但是在宗法制度森严、纲常礼教弥漫的社会，其必然会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学界大都认为“大礼议”的实质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与嘉靖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但笔者认为“大礼议”是以皇帝为首的议礼派与以内阁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不能把“大礼议”上升到内阁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层面来看待。为此发表了《论“大礼议”并非权力之争》一文[1]。小文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注意，赵骏（出于学术平等的考虑，在此直呼其名了）写了《论“大礼议”实乃权力之争》[2]（以下简称“赵文”，引用该文不再加注）就小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笔者仔细地阅读了赵文，很受启发，但还是坚持认为“大礼议”并非权力之争，故而撰写本文，拟就教于赵骏，当然，也欢迎其他学者指教。
笔者坚持认为“大礼议”并非权力之争，理由有二：
一，“大礼议”与嘉靖初的权力斗争并非同时发生，也并非同时结束嘉靖，二者自当有所区别。
赵文认为“大礼议”实乃权力之争，首先描述了内阁权力在“大礼议”前后的变化，认为 “掌权的杨廷和派不可能放弃制约皇权的力量，生性聪敏的世宗皇帝也不可能完全受制于内阁，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其矛盾非常明显，权力之争也再所难免。”笔者同意赵文所说内阁权力在“大礼议”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同意赵文所说这种变化“是皇权与阁权斗争的结果”。但是笔者认为：这些论述只能证明在“大礼议”的同时伴随着权力斗争，而并不能证明“大礼议”就是权力斗争。
笔者认为“大礼议”和权力斗争是两码事，只是二者的时间基本重合，所以让人眼花缭乱，难分彼此。其实，“大礼议”肇端之时内阁与皇帝的权力斗争尚未开始；而内阁在权力斗争失败后，“大礼议”并没有结束，所以二者自当有所区别。
世宗即位第六日，就下令礼部集议自己父亲兴献王的封号祀典，通说倾向于认为此即“大礼议”的开端。但笔者认为不妨将视野放宽一点，既然“大礼议”的本质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至少表面上是意识形态的分歧），我们可以将双方第一次意识形态的交锋视作“大礼议”的开端论文怎么写。正德十六年四月癸卯，迎接新君的队伍回到北京城外，礼部及杨廷和等朝臣请朱厚熜以皇太子的身份举行入城即位仪式，当即遭到朱厚熜的拒绝。他对随行的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太子也。”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孝康皇太后出来圆场，下诏曰：“天位不可久虚，嗣君已至行殿，内外文武百官可即日上笺劝进。”[3]争端方以朱厚熜取胜而结束。可见“继统不继嗣之说，早以定于圣心”[4]。我们可以认为“大礼议”的序幕由此拉开。但权力斗争是否已经展开呢？回答是否定的。假如权力斗争已经开始，世宗不可能不知道凭他当时的力量，是撼不动内阁的[5]，高明的做法就是暂时隐忍，积极跟朝臣合作，易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使己身力量尽快增长从而压制朝臣。然而他尚未进入京城就以强硬态度令朝臣难堪，为新的君臣关系打上了不和谐的标签。当礼部尚书毛澄等人以汉、宋两代事例为依据，要求世宗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时，世宗则以“父母可移易乎？”的诘问断然拒绝了礼部的意见[6]。杨廷和等又与礼部诸臣多次进言，要求世宗服从礼部的安排，但均被世宗拒绝。当年七月张璁上大礼疏后，世宗非常高兴地说：“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7]稍后，来到京城外的蒋氏听说朝臣的议礼方案后，愤怒地说：“安得以我子为人之子！” [8] 同时拒绝以藩妃之礼入城。史载世宗对其母不肯入城的反应是“闻而泣，欲避位归藩。”[9]从这里，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一个富于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高明手腕，不如说是一个普通少年追尊自己生父的拳拳孝心。合理的推测应该是：这位少年天子在议礼过程中由于屡屡受阻，意志未能伸张，所以才被迫发动权力斗争嘉靖，企图以强权压倒对方。所以，赵文说“权力之争始终伴随着‘大礼议’的进程。”这是值得商榷的。
嘉靖三年二月，杨廷和去位，并且是以很不体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史载：“帝听之去。责以因辞归咎，非大臣道。”[10]至此，皇权对阁权的斗争已经取得圆满胜利。如果说“大礼议”是场权力斗争，那么这场斗争也应该随着杨廷和的离去而画上了句号，但是“大礼议”却仍在继续。六月，张璁、桂萼来到京城，再次上疏“极论两考之非，以伯孝宗而考兴献王为正。”[11]世宗赞同张、桂的主张，并罢黜了反对派乔宇等人。七月，发生了“左顺门惨案”，世宗才取得了议礼的决定性胜利。但是议礼的完全结束，尚在十几年之后。所以，“大礼议”和权力斗争的起止时间都不同，如把二者混为一谈，认为“大礼议”乃权力斗争似乎于理未通。
二，议礼反对派并非杨廷所能操纵，故议礼反对派和权力斗争的杨派亦当有所区别。
权力斗争，必然会有矛盾的双方。笔者认为在“大礼议”过程中进行的权力斗争是张璁（孚敬）、桂萼等不得志官僚企图依凭皇帝向杨廷和等权贵发起的进攻，换言之，皇帝携张璁等人为一方，杨廷和等人为一方，这是权力斗争的双方。这一点，赵文也是赞同的。笔者与赵文的分歧在于双方争取的对象。笔者认为双方争的是意识形态，而赵文认为双方争的是权力。议礼时，“举朝翕然同声”[12]，按照赵文的看法，杨廷和操纵了几乎整个文官集团向皇帝争夺权力。笔者以为这是不可想象的！
第一，明朝忠君思想深入人心，且杨派主要成员均是耿直忠贞之士，怎会跟着杨廷和向皇帝争夺权力？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微贱，经过十几年的浴血奋战始成为九五之尊，他深知江山得来不易，所以深思熟虑，一方面进行制度改革，使得皇权空前膨胀。另一方面，朱元璋及其子孙不断利用程朱理学、八股文灌输忠君思想、钳制臣民意识，培养忠于一家一姓的奴才论文怎么写。早在吴元年，太祖就敕礼官：“自古忠臣义士，舍生取义，身殁而名存，有以垂训于天下后世……自昔忠臣义士必见褒崇于后代，盖以励风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岁时祀之。”[13]永乐元年，成祖也喻侍臣：“君子为国不为身嘉靖，故犯颜谏诤，死且不避……尔等当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几共保祖宗之洪业。”[14]这种宣扬与教化非常成功，有明一代，无数知识分子忠心耿耿地为皇帝奉献了自己的热血甚至头颅，其人数之多、事迹之烈，令其他朝代难以望其项背。如建文朝靖难之役，朝臣多捐躯殉国。嘉靖晚年海瑞骂皇帝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杨最、沈束、杨继盛冒死劾严嵩的事迹也流传千古，当时的知识分子评曰：“（杨、沈等人）徒自取谬遣耳，然事君则当如此矣。”[15]我们能相信忠君思想已沁入其脾肺、融入其骨髓的众多知识分子会跟着杨廷和去和皇帝争权夺力？
如果议礼反对派成员是一些蝇营狗苟之士，企图跟着杨廷和豪赌一把、借机上位也就罢了，但是考察其德行，却均是忠君耿直之士。据《明史》所述，大学士蒋冕、梁储、毛纪均“与廷和、冕正色立朝，并为缙绅所倚赖。”正德时，梁储、蒋冕、毛纪等多次冒死劝谏，其胆识深得武宗器重。另一位由世宗自己提拔的大学士石珤“数以力行王道，清心省事，辨忠邪，敦宽大，毋急近效为帝言。”起初，其对于大礼的态度不甚明朗，且与杨廷和有隙，于是“帝欲援以自助”，但是“珤据礼争，持论坚确。”走向了皇帝的对立面。尚书毛澄在武宗朝就以耿直闻名朝野。嘉靖“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甚至“出囊金畀澄。”毛澄断然拒绝。毛澄的继任者汪俊在武宗时“以不附刘瑾、焦芳，调南京工部员外郎。”后来倡言众官僚哭谏文华门的何孟春，在弘治时即多次“抗疏极谏”。丰熙幼时即放言“立志当以圣人为的。”后以不附刘瑾遭贬官。乔宇“遇事不可，无不力争”，因不附刘瑾、江彬，差点遭杀身之祸。这些一个个忠贞正直之士，为什么非要和皇帝抗争到底呢？除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之外，笔者想不出其他理由。
第二，从理性上分析，朝臣的权力源于皇权，朝臣要掌握更大的权力以施展抱负，与其对抗皇权，不如与皇权合作，形成良好的君臣关系。
朱元璋罢丞相，由其直接统领九卿，又将地方权力一分为三，且大力灌输忠君思想，使明朝皇权空前强大。钱穆认为：“汉唐宋诸代，……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而“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嘉靖，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16]皇权空前膨胀，忠君思想浸入灵魂，君愈尊、臣愈卑，导致了阁臣的权力和地位是微不足道的。有明一代的内阁大学士，出现了许多可笑的绰号，如杨廷和之前就有“纸糊三阁老”、“万岁阁老”、“门生阁老”、“刘棉花”等等，反映了阁臣的浑浑噩噩、碌碌无为，供人笑柄。而反观杨廷和之前凡是稍有作为的阁臣，无一不是深受皇帝宠信的。比如“三杨”和李贤。在古代人治的官僚体制里，某个官员或者组织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在于其与最高权力中心的距离大小，内阁也不例外。其实内阁终明一世，仅仅是个五品衙门，其统率百僚、总领朝政本无成宪，其合法性难免受到百官质疑，其行为难免受到百官的掣肘。内阁欲有所作为，自当争取皇帝的尊重与信任，唯有如此，方可能发展成为凌驾于一切官僚机构之上的行政中枢。杨廷和稍后的徐阶就看出“得上意后可有为于天下”[17]，以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人之政治智慧，怎么可能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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