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戈多来了，咱们得救”，意味着戈多是他们赖以生存下去的一根救命稻草，是支持两个流浪汉难捱时光的微茫希望。但是戈多就是不来，苦苦的等待带来的必然是幻灭的结局，他们要想上吊还不得，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人生画图，戈多同时又是他们无法逃脱的强势力量。所以，1957年11月9日，《等待戈多》在旧金山圣昆廷监狱演出时，1400名囚犯一个个感动得痛哭流涕，正是他们的经历领会到了剧中人物对这种时间的无望感。如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经历着荒诞的世界一样，索尔仁尼琴笔下劳改营里的囚犯们也都经历了荒诞的人生，荒诞的审判和荒诞的惩罚。《一天》中有这样一段话：“此刻舒霍夫一无所怨，他既不怨坐牢的时间太久，也不怨一天的日子太长，更不怨星期天又取消了。现在他觉得能熬过去！谢天谢地，能熬过去，能熬到头！” 在不断的等待中，不知何时是尽头的情况下，只能在强势的压力下单调、乏味中“熬”过去。
索尔仁尼琴要写的不是为了简单的写从五点钟起床到终于蒙头入睡的“幸福的一天”，真正的意图在空了两行后出现：“这样的日子他从头到尾应该过三千六百五十三天。因为有三个闰年，所以得另外加上三天……”。至此，我们才明白，作者写这“一天”的概括性的象征意义，他将“十年”期限这一抽象的时间概念以“一天”为单位予以具体化，用1比3653的强烈对比差震撼读者的心灵和思绪，再将与几千天相比微不足道的三天划分出来，意在进一步揭示劳改营中的多一天也是难挨，“时间”成了慢性勒索了人的生命的链条，进一步揭示“一天”与一年、十年甚至人的一生的关系。“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中，‘一天’是展现人的一生的‘焦点’。文中时间概念带有象征的，特别是‘一天’与‘一生’的意义相近，有时几乎成为同义词。这种意义的近似在文中通过一个总概念‘期限’来实现。‘期限’是判给了犯人的惩罚，也是监狱生活的内在秩序，更重要的，还是人的命运的同义词，是对最重要的生命极限的提示。” 十年、二十年之类的刑期在文本中往往都被作者一语带过，即叙事时间压得如此之短，而“一天”却写得如此详细淋漓，带来一种时间的张力，作者对这种时间张力的把握也感染了读者。
三
就像荷马史诗，无需刻画整场战争的全部，而将其集中于最后几天，其惨烈其悲壮全然倾泻于纸上，索尔仁尼琴也仅用“一天”就让我们见证了劳改营里的一切残酷，他从批判现实主义大师那里，接过了真实性、典型化的方法，向这个缺乏人道、公正、信义和宽容的社会宣战。作者让生活的事实说话，让生活画面中的人们的心理、感受来引发读者思考。用隐忍的笔触揭示了劳改营里的悲惨生活，用无情的高度真实打碎了斯大林为苏联人民塑造的迷梦。索尔仁尼琴淡去表现的形式，将个人激愤的情绪尽可能地“隐藏”起来，在冷冷的流水账似的“一天”中映射出作品自身内在的优点和力量。这内在的力量便是人道主义精神。作品对历史的深刻而严峻的反思，对社会历史的颇具穿透力的表现，都源于这种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
弗·阿格诺索夫评价索尔仁尼琴，说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部先知圣人的圣徒传，他的经历在很多方面都会使人联想到俄罗斯分裂教派的奠基人阿瓦库姆大司祭。” 索尔仁尼琴也将自己称为上帝的捍卫者和献身者，他说：“我并不是我，我的文学命运也并非我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那些数百万人的命运，他们没能写完、没能写完、没能说完他们的遗言，没能用嘶哑的嗓音道出他们在监狱中的命运，在集中营里的发现。” 他的确做到了，在《一天》之后，索尔仁尼琴陆续发表《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红轮》，把新的、不被了解的，或己被遗忘了的真与假、善与恶、生与死引进他的小说，使他的小说在道德和哲学思考上向世人提出了尖锐的拷问。许多文学评论家认为，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是在用个人的遭遇来攻击社会，表现出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毁誉由人，作家似乎并不在乎外界的评价，正如他曾说的：“生命最长久的人并不是活得时间最多的人”，对他文章的评价自有公论。索尔仁尼琴熬过地下写作的岁月，就像神话中的勇士从海底走出，他需要的只是不靠谎言的生活和讲真话的文学，即使他的祖国完全理解他，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
索尔仁尼琴的《一天》超出“一天”的实际长度，它构成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整整一个时代，索尔仁尼琴以真诚的文学创造了一个新的俄罗斯小说体系，为俄罗斯文学中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在二十世纪下半期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之后苏联文坛涌现出了一批劳改营题材的作品，如阿扎耶夫的《囚车》、扬波尔斯基的《莫斯科的一条街》和格拉西莫夫的《夜半敲门声》等，构成了解冻文学第二次高潮的重要特点。
2008年8月3日，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世界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今年《诗林》第1期上有伤水的一篇《纪念索尔仁尼琴》的诗，诗人深情地写道：“索，你回来或离开，流放、驱逐或受邀、受奖/同一副骨骼永远担负着同一副真挚”“我不激动。在灰白的时代，索，您是红色的良心/我对您的尊敬，是我对自己的警醒”。“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的信条不仅激励了俄国人，也鞭策了中国文人乃至全球的文人，并且相信还会继续影响下去。
参考文献：
索尔仁尼琴著，斯人等译，《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索尔仁尼琴著：《牛犊顶橡树》，陈淑贤、张大本、张晓强译，群众出版社，2000年
索尔仁尼琴著：《第一圈》（上、下），景黎明译，群众出版社，2000年
索尔仁尼琴著：《癌症楼》，姜明河译，群众出版社，2000年
张晓强著：《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长春出版社，1996年
刘小枫著：《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刘文飞著：《伊阿诺斯, 或双头鹰:俄国文学和文化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罗钢著：《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郑体武著：《俄罗斯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
谭得伶、吴泽霖等著：《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弗·阿格诺索夫著，刘文飞、陈方译，《俄罗斯侨民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 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三联书店,1999年
J·丹纳赫, T·斯奇拉托, J·韦伯著，刘瑾译，《理解福柯》，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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