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提出的“亦有仁义而已矣。” 以及董仲舒提出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都暗含着这种义利关系。在治国中，孔子提出的“义以生利，利以平民，” 也体现了这种义利关系。《大学》中所讨论的德与财的关系也是这种义利关系。“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在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之前，对这种义以生利关系的描述已有较多的记载。晋国大臣里克在孔子诞生前一个世纪就曾提出：“夫义者，利之足也。……废义则利不立。” 与孔子同一时代的晏婴也曾提出：“义，利之本也。” 类似的表述在当时是很多的。可见这种义利关系在春秋时期是比较流行的。
对于不曾接受道德教育的个人与不重视道德教育的社会而言，义与利两者的关系往往是矛盾的。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往往违背道义片面追求个人的私利。儒家提出，过分追求这种不义之利不仅带来个人身心失和，还会造成家庭失和、加剧社会矛盾、乃至发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所以孔子指出“放于利而行，多怨。” 一个人人违义求利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严重失和的社会，所以孟子回答梁惠王时强调：“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可见，对利的过分追求并不是真正的利，其结果是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政府制定的法律与礼制，乃至儒家的教育无不是为了防范这种求利行为的发生。“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尙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从横向上研究儒家义利关系，可以将义利关系分为微观个人层面与宏观的治国层面。就个人层面而言，义利分别指个人的精神需要与物质利益。儒家并不一概反对物质利益，而是通过道德判断将个人获取利益的渠道分为正当与不正当两种。评判正当与否的标准即是义。对于个人正当的利益追求，儒家是赞成的。孔子甚至认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然而，对于不符合道义的求利行为，儒家则是反对的。“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儒家认为，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君子，绝不会牺牲自己的精神需要而片面满足物质需求。所以，孔子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此处，孔子所指的君子并不单指统治者，小人也并不必然指普通庶民百姓，君子小人之分在于求利时是否遵守社会道德标准。儒家强调，违背道义所求得的个人利益如无本之木，不可能长久。而君子不过分追求私利并非得不到应有的个人利益，由儒家的本末论可以推知。君子求义则义利兼得。“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 。这正是儒家的“义以生利”思想。
从宏观治国的层面上来看，利包含两个方面，即主要代表封建统治阶层私利的国家之利与代表普通庶民百姓利益的庶民之利。不论国家之利或是庶民之利，它们与义之间的关系都是本末关系。在经济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庶民阶层所追求的物质利益往往仅能满足自身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其物质利益具有迫切性。所以儒家在治国中十分重视富民，尽管儒家将教民为义作为最终目标，然而在义与利之间，利则必须首先得到满足，这正是儒家的先富后教思想。对于庶民之利，儒家不仅赞成而且极力推崇。认为为民谋利即是在践行仁义，孔子甚至将能够把利益广泛施加于庶民百姓的人称为圣人。“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可见孔子对庶民百姓利益的推崇。孟子所提出的仁政，基本内容也不外是通过让庶民百姓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资产，达到可以让庶民丰衣足食的目的。“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代表封建统治阶层利益的国家之利则有所不同。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都采取不合道义的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用于统治阶层的奢侈消费和对其他诸侯国发动战争，这种求利行为对治理国家是有害的。所以儒家十分反对统治阶层过分追求国家利益，主张统治者以德义生财利。“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统治者阶层追求仁义则义利双得。“未有好义而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追求利则义利双失。“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所以《大学》反对统治者在治国中追求财利。“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儒家义利观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这种义利观源远流长，深深扎根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不同的时代这种义利观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其精神却是不变的。当前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即是儒家义利关系的现代表述。 4/6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