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孟子提出，儒家的学问即是找回先前丧失的本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王阳明则称儒家的教育为“致良知”。“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大学》中的“亲民”即是“经世济民”，“亲民”的基本内容包括富民与教民两个方面。《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冉有的车中对话讨论的就是这一问题。“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孟子也强调，推行仁政，必须首先发展经济，以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然而，经济发展之后，还必须及时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西汉董仲舒也曾提出：“先饮食而后教诲，所谓治人也。” 儒家的经济学说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差别之一就是儒家的经济学说包括道德与经济两大方面，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将道德问题排除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
“八目”是“三纲”的具体落实，是儒家经济学说的总原则。其中“明明德”可分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个步骤，“亲民”则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项内容。“明明德”的四个步骤也可以用“修身”来概括，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以“修身”为基础，所以《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用经济学的语言加以解释即是：儒家经济学说的哲学基础是儒家的心性之学，或者道德问题是儒家经济学说的基础。因而，研究儒家的经济学说必须首先对儒家的心性之学与修身学说有所体悟。儒家心性之学用现代哲学表述包括儒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中庸》、《周易》对本体论与认识论有较多的讨论，《大学》则主要研究方法论问题。现代哲学家往往认为儒家哲学是唯心主义哲学。实际上，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着根本的区别，并不能用西方的唯心主义评价儒家哲学。
二、儒家的本末论
《大学》的“三纲”与“八目”在具体落实时，必须首先把握其本末次第。儒家认为，修身与治国的成功，把握本末次第是关键。“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同样，研究儒家的经济学说，也需要首先考察其本末论。
在我国先秦经济思想中，本末思想已相当流行，儒家、法家甚至墨家都曾提出其本末观点。如商鞅曾提出事本禁末的主张，“能事本禁末者，富。” 墨子也提出固本的观点，“固本而用财，则财用足。” 而韩非则明确提出了法家的重本抑末论。然而，无论是法家还是墨家，其所讨论的本末问题都是狭义的经济问题，本业主要是指农业生产，末业往往是指工商业，本与末的关系是对立关系，即“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 据此而提出的经济政策则是重本抑末。
儒家的本末思想与法家、墨家不同。儒家的本末论并不专指经济问题，而是一种判定事物之间关系的理论。这种本末思想在《论语》中也有所体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然而，对本末思想进行全面表述的则是《大学》。儒家的本末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体用关系，本即是本体，末即是本体产生的作用，所以在先后次序上，应当是本为先末为后。由于本末只是一体的两面，所以本与末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与对立。关于这一点，明代王阳明曾指出：“不当分本末为两物耳，夫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之谓之本末。若目为两物，则既为两物矣，又何可言本末乎？” 正如一棵树木，根干为树之本，枝叶花果为树之末。而本末的关系必然是木固末荣，本乱末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其薄，其所薄者厚，末之有也。”
《大学》不仅全面讨论了修身与治国中的本末关系，还具体提出了经济问题与道德问题之间的本末关系。将本末关系运用在修身、治国上，修身为本，治国为末。“自天之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体现在《大学》的“三纲”中，“明明德”与“亲民”两者的关系就是本末或体用关系。其中“明明德”为本为体，“亲民”为末为用。“明德为本，新（亲）民为末。”可见儒家的心性之学是经济之学的基础，没有修身的基础，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用现代语言近似的解释就是，没有社会道德水平的全面提升，构建和谐社会就不能得到有效的落实。同样，“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之间的关系也是本末关系。在“八目”前后两目的关系中，皆是前者是本，后者是末。如“格物”是本，“致知”为末；“致知”是本，“诚意”是末。所以《大学》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2/6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