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正是《大学》提出的“为学次第”。
《大学》将这种本末关系运用到具体的经济问题上，提出道德为本，财货为末。“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无争施夺。”用经济学语言近似的解读即是：在个人效用函数中，作为效用主要来源的应当是道德而不应当是物质财富。在国家的治理中，应当更重视道德建设，而不是仅仅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所以儒家强调治国的核心问题在于道德教育。正如《学记》中提出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末次第关系贯穿于《大学》的始终，本末思想是理解儒家学说的一把钥匙。当前在儒家经济思想研究中出现的对儒家经济思想的误解，往往是由于对儒家本末思想的误解造成的。
三、儒家义利观及其地位
把握了儒家的本末论，儒家的义利关系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在儒家的经济思想中，义利观是其核心。儒家义利观体现了儒家学说的基本特色，包含了儒家学者无尽的智慧。人生不仅需要财富，更需要精神；社会发展不仅需要发展经济，更需要道德建设。儒家将道德问题与经济问题概括为义与利问题，并将义利关系问题贯穿于儒家学说的始终。不仅儒家经济思想是以其义利观为核心的，儒家的全部学说也都是围绕着义利关系展开的。儒家的修身与治国都离不开对义理关系的正确处理。正如宋代理学家程颢所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
对于儒家的义利观，现代经济学者曾经有种种误解，甚至得出儒家“贵义贱利”的结论。儒家的经济思想从表面上看往往给人“贵义贱利”的印象，如孔子“罕言利”， 孟子提出“何必曰利”， 董仲舒则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在《大学》中则有“长国家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等观点。然而，深入分析儒家的经济思想不难发现，不仅孔子、孟子、荀子等早期儒家没有“贵义贱利”的主张，即使西汉儒学家董仲舒以及宋明理学家也都不可以用“贵义贱利”概括其经济思想，董仲舒曾经提出，圣人应当“为天下兴利”。 同时他也坚持孔子先富民后教民的主张。“先饮食后教诲，谓治人也。” 而宋明理学家也无不强调物质利益对个人的重要性。“人无利，只是生不得，安得无利。” “夫民衣食不足，则不暇治礼义。”
正确理解儒家的义利观，必须从儒家的本末论入手，《大学》中明确指出，义与利的关系是本末关系。“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的德财分别指义与利，而义与利之间的本末关系正像唐代陆贽曾形象的表述的。“以义为本，以利为末。本盛则其末自举，末大则其本必倾。” 在儒家看来，重义则义利双得，舍义求利则义利双失。正是基于这种义利关系，儒家往往强调义而较少谈利，因为求利之心，不必经过教育人人皆有。荀子指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 司马迁也提出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而追求道德仁义之心，尽管也天生本有，然而不经过长期的道德教育，则经不住利的诱惑，结果必然是因求利反而义利皆失。
儒家的义利观体现了儒家治国的高度智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以义利观为核心的儒家经济学说曾经对中国社会长期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做出过重要贡献。当前儒家义利观也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儒家义利观在当前社会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同样，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中，也完全有必要以儒家义利观为思想文化源泉，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符合我国和谐社会构建需要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经济问题为唯一的研究内容，忽视对道德问题的研究，以这种经济思想为指导进行经济建设，不可能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只能造成各种社会矛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的不断加剧。
四、儒家义利观的具体内容
在以往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我们曾经对儒家义利观存在着种种误解。通过对儒家思想体系的考察，可以看出儒家义利观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其内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如：从纵向看，可以将儒家义利观分为不同的层次；横向则可以划分为不同的范围。从纵向看，按道德水平由高到低的层次，可以大致将人分为小人、君子、圣贤三个道德层次，在不同的道德层次上表现为不同的义利关系；从横向的角度看，儒家义利关系可以从微观的个人层面与宏观的治国层面加以考察。
纵向考察儒家的义利关系，可以分为小人、君子、圣贤三个道德层次。从圣贤的道德层次上看，义与利关系是和谐统一的，义与利两者皆是仁的具体体现，义利完全成为一体的两面。这种义利关系正是孔子所说的“道一以贯之”。 《周易》中提出的“利者，义之和也”， 表述的也是这一层次的义利关系。 3/6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