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孟子此言可作二解，其一为作为一名“士”的管理者，一个有从政操守的人，如果不能在合适的岗位上实现自己的抱负，那莫若退居田园；另一方面即是讲作为一个“士”人，也需常常反思自己，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胜任当前的工作，如果力不能及时，就应该主动退出，让位于贤；荀子更明确指出“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作为管理者就应能力出众，充满智慧，这是儒家对管理者提出的又一要求。
（五）需求管理，善于激励
如果说选拔并任用到合适人才是组织生存的前提，那么对于管理者来说更重要的任务莫过于运用各种管理方法使他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不遗余力地为组织服务，所以，管理者应该重视被管理者不同层次的需要的满足。先秦儒家认为人的需求是有层次而且是复杂的，孔子认为如果要治理好整个组织，就必须先庶、后富、再教之。先秦儒家对人的需要的思考集中表现在义利之辩中，孔子曾明确表示“不义之利，于我何加焉”，如果利是通过不义的手段取得的，他是决不会赞同的；孟子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并认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说得很直接，义与利都是人的欲望所向，人要生存，就必须一些物质作为保障，但当这种需求与道义相冲突时，就应该果断的选择义而将利次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要利、不计报酬了，相反他们认为，对个人来说，“利”是生存的必需，就整个组织来说，利是实现管理的第一步。孔子看来，“仁”是很难达到的道德标准，但“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带领着人民发家致富，同时广宏德行的人“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这样的人就不仅是实践了“仁”，而且已经达到圣人的标准了呀。可见，在孔子那里，能使民富足的管理者已远远超出了仁者所能及而成为圣人；孟子也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求水火，无弗予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他告诫管理者要大力发展生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这样才能维持整个组织的稳定并实现大一统的目标；荀子在《富国》中说道：“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掩，必时臧余，谓之称数。”由此可见，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在这些层次之中，“利”即物质是人生存的基础，然而当这个基础与义相违背时，就应该毅然舍利而从义。作为一名管理者，一方面应该注意被管理者需求的多层的满足，同时也应该积极的引导被管理者形成正确的义利观。荀子很强调激励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贱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礼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和于文理而归于治。”人是有利益的需求的，面对他们的要求，我们应该积极的引导他们的需求，不能放纵，一方面尽量使其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要积极归引，要用“义”来引“利”。
（六）先秦儒家对管理者提出的其他要求
先秦儒家对管理者所提出的要求很多，除以上所论述的几项外，还要求管理者要重视教育，远馋言，有功而不居功，保持谦虚谨慎，当组织有困难时能挺身而出，毫不退缩；同时先秦儒家还要求管理者“敬而行简”，做到思维慎密而管理方法尽量简单，要能观察和分析被管理者所出现的错误，但同时能以宽容之心待之，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言辞谦和，做决策的时候能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有忧患意识并注意处理组织内部各种矛盾等等，由于篇幅有限，兹不敖述。
二 、先秦儒家对被管理者所提出的要求
相对于管理者来说，先秦儒家对被管理者的论述稍显缺乏，但他们对被管理者所提出的要求仍值得重视。
被管理者应忠于组织。子路问孔子关于事君之事，孔子回答他说：“勿期也，而犯之。”不要欺骗管理者，要对他忠诚。在孔子看来，作为一名被管理者，主要就是执行管理者的命令，体现他的意志。同时孔子也认为，君臣之间不能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更有双方对待彼此的尊重，所以他说“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是互为条件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责任与义务。“君”尤其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自己有“一言丧帮”的危险，承担着匡扶社稷、强大国势的重任。其实这里应该重视对“忠”的理解，在先秦儒家看来，“忠”并不是阿谀奉承，更不是愚忠，而是帮助管理者发现并解决问题。郭店儒简《鲁哀公问子思》记载“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直言敢谏，一心为民者，就可以称作是忠臣了。
孟子进一步发扬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认为，作为被管理者，不仅要对管理者忠诚，关键在于能够辨识管理者所行之政是否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意志，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实惠、带来利益，如果不能，就应该坚决的提出反对并帮助管理者改变当前的状况。很显然，孟子认识到作为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忠诚只是职责的一面，在《梁惠王章句下》中齐宣王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最重要的是能始终记住帮助管理者更好的了解被管理者，让管理者施行仁政，体现大义，不致失去人心。应该说，孟子的这一思想是十分深刻且于今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的。
基于“性恶”论，荀子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荀子看来，这种主观能动性既不是源于上天，也是与生俱来，是人们“群”的结果。即是说，作为被管理者的个体，要充分的融入组织之中，依靠群体的力量来张显个体的魅力，因此，被管理者要服从组织的分配，遵守组织的纪律，争取对组织最大限度的适应与赞同。但同时他也认为，为臣者应该“从道而不从君”，在先秦儒家看来，有“道”之政是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礼乐昌盛、人人崇尚道德和知识的社会，是无处不体现和谐的社会。作为被管理者就应该积极的向管理者提出建议，使得国家外无强患、内无大忧，方是社稷之臣呀。
三、先秦儒家对组织运行所提出的要求
先秦儒家的组织管理思想中不仅对组织的管理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且对整个组织的建构和运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些观点中，有许多的闪光之处，于今不无裨益。
（一）纪律严明，灵活高效
先秦儒家认为，对组织的管理，纪律是第一位的，是组织运作的保障，而这种保障作用，主要是借“礼”来发挥的，前已对此有所述及。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儒家的“礼”实质是外部规范在作为人这一组织要素的内化，即是说，这种规范一定程度上依靠着人格的塑造，所以是有着巨大的约束力并具有持久性的；如果把“礼”说成是先秦儒家对组织纪律约束的内部手段的话，那么“法”则是控制组织的有效的外部手段。先秦儒家之集大成者荀子认为上天造就了民众，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各自的生存必备条件都有各自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认为遵循法则和各种组织制定的规则是民生存的基本之理，在礼与法的关系中，他进一步认为礼是法的纲领和准则，法是依据礼的原则并为维护礼而制定的，两者都是治国的根本原则，并认为应该将道德教化与法制结合起来。显然在荀子的思想中，充斥着十分浓厚的法治色彩！ 3/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