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三代礼乐文化的继承发展。三代时期，“礼”“乐”相和，寓礼于乐，礼乐教化极为兴盛，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说法。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和之本义必当为乐器，由乐声之谐和始能引出调和义，由乐声之共鸣始能引申出相酬义。”[7](P6)饶宗颐先生在谈到《国语·周语》伶州鸠论乐时说：“凡使高低长短不平之音连续结合，而能保持在和谐状态下之优美节奏即‘和’。”[8](P116)三代时期人文之和体现在或声音相应，或歌舞交融，当时的文献多有记载，如《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易·中孚》中的“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郑风》中的“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此期的音乐之和既有供人欣赏之用，亦有歌功颂德之义，“乐”与“礼”相结合，“以乐礼教和，而民不乖。”[9](P98)音乐在礼乐中所起的作用渐大，正如孔子所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泰伯》）事实上，儒家的“礼乐”正是对西周礼乐的继承和发展，而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这是儒家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孔子重新整理六经，传道授业，主张效法西周礼制，以实现政通人和，安定有序的王道局面。三代的礼乐文化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伦理观念，周公“制礼作乐”对于道德与礼制精神的阐发，以及“敬德保民”、“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等德治民本思想对孔子及后儒的影响很大，这在孔子的言语中多有体现，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八佾》) “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1](《述而》)可以说，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和传世的礼乐文化，没有三代时期的礼乐文化就没有儒家和文化的哲学萌芽。
除了三代的礼乐文化是孔子创立儒学的重要文化资源外，“六经”经典更是儒学最直接的思想渊源。论文网“六经”均经孔子之手得以整理修订，从而成为儒家研习讲读、著书立说、引经据典不可或缺的经书和凭据，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备书目。《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阳货》)《诗》提供了表达意愿、增长知识、体察民情的作用。《尚书》包含上古先王“敬德”“保民”的德治观和民本思想，是孔子仁政观思想来源。《礼》、《乐》两经是 “天道”与“人道”的体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累。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10](《礼运》)《礼》是关于社会政治、道德规范和人际关系的制度性规范，而《乐》具有审美情趣和教化价值，两经同样受到儒家的高度重视。《易》借助卜筮的外壳，阐发深邃的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和人类社会现象与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部包含极其丰富哲学思想的文化宝典，金景芳先生认为，“孔子与《周易》关系最为密切，世人或习焉不察，因作综合研究，推寻其条贯，以确定孔子之真面目，而证明其哲学基础实出于《易》。”[11](《自序》P11)孔子曾感慨地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1](《述而》)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易》经对孔子及后儒的影响是明显的，为儒家“和”文化的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春秋》是孔子卒前一年修订而成的鲁国编年史，它寓政治伦理于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褒贬斥赞之中，对治国安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是故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2](《滕文公下》)赞扬孔子作《春秋》是行天子之事。 3/6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