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族三大节日屠宰税、清真寺出租的房地产税、少数民族个人所欠房产税全免，仅五福酱园、新华楼等回族商户就减免2615万元。④优先就业。规定就业指标少数民族占15～18%，1950～1957年少数民族长期就业693人，占4.3%，而汉族仅占3.95%；临时就业少数民族2728人，占17%，而汉族只有11%。
“改造”主要采取公私合营、加工订货、经销代购等方式。至1956年底，全市2160户商贩，纳入改造的占总户数的87.6%。手工业354户，公私合营的307户，占86.72%，上述被改造的工商户绝大部分是自治区内的回族。郊区54户回族农民，全部转入农业高级社，至此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3.帮扶与改造政策的反思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帮扶”政策是成功的。回族领到救济款后说“不能光依靠政府救济，有劳动力的要劳动，自力更生才是光荣”，他们已经树立了生产自救、自力更生的思想。可见当时的“帮扶”是一项符合实际、效益显著的政策，但这一历史经验随后却被固化为理论和实践定势，在长达数十年的历史区间里成为主要的政策选择，直接后果就是政策目标与实际效果愈来愈明显的背离。今天的“帮扶”变异为一种缺乏内源性刺激能力的单纯输血形式，这与几十年不变的经验依赖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因此，问题不在于“帮扶”政策本身，而在于长期实施过程中由依赖所导致的异化。
1954年由于粮油统购统销及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河南省城市回族肉食、面食、摊贩等行业10336户中失业、半失业的有3313户，占总数的32%。开封回族失业的人数1508人，占全部人口15545人的9.7%。“改造”政策对少数民族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政府所主导的制度创新未能从互补的方向展开，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在这一诱致性变迁过程中，表面上地方政权将少数民族经济纳入公有制范畴，但对根深蒂固的原有生产方式的依赖并未从根本上消除。一旦解除外部限制就会立即复原，直到今天开封回族大部分依然保持着传统的个体谋生方式。
经历了“改造”的阵痛最终却没能从根本上促成开封回族经济形态向更高层次的跃进，除了路径依赖外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单纯注重生产关系突破而忽视生产力提升是不可能取得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由于对生产力重视不足，直接导致人为调整的生产关系由于缺乏相应的基础而成为空中楼阁，结果必然最终退回到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层次。所谓“路径”选择，其实不过是由相应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也就是说，落后的生产关系只是表象，实质在于落后的生产力。当时的“改造”恰恰忽略了这一点，才造成了艰辛转型却又成效甚微。
三.分离与引导：国家意识的强化
1.开封的回族文化
民族文化居于核心层次的是精神文化，开封的回族文化主要有四个特征。
⑴在文化渊源上，回族文化的最大特色是伊斯兰文化的底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色调相结合。就底蕴而言，开封伊斯兰教虽无教派林立的分化，亦无森严等级的门宦，但山东、陕西、河州等学派汇集，相互之间砥砺激荡却也蔚为壮观；从色调来说，中原腹地人文环境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回族人口相对较少，难免浸润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成分。
⑵在空间布局上，回族文化最重要的物质载体非清真寺莫数。清代以来借寺而传的回族伊斯兰教哲学体系被推向高峰，与此同时，清真寺外传承的回族医学逐步凋零，天文历法无人问津，回族文学后继无人也是不争的事实。开封回族自治区成立时全市有清真寺25座，回族哲学、宗教、碑刻、书法、建筑等文化形态荟萃其间的清真寺正是开封回族文化的渊薮。
⑶在结构分层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经典理论，物质生产方式构筑基础，制度文化负责守护，意识形态高居其上，意识形态的顶端是哲学和宗教。在散杂居状态生活的回族，尤其是中原地区的开封回族，伊斯兰教是他们民族精神文化的核心，而“中国化伊斯兰教”哲学思辨体系无疑是核心中的核心。
⑷在社会基础上，回族先民进入中原地区初期，他们和伊斯兰教都面临着摆脱“外来身份”获得本地生存合法性的迫切问题。虽然通过通婚他们从第二代起就很可能具有了至少一半的本地居民血统，但在民族身份认同上，文化因素远比血缘关系更为重要。因此，开封回族通过缔结“社亲”、宣扬移居传说等方式极力淡化自己“外来身份”的同时，在实践上，通过追随正统政权以换取官方认可；在理论上，通过接受“中国化伊斯兰教”哲学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二元忠诚”难题。最终使开封回族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完成了民族化和土著化，成功融入当地。
2.“分离”与“引导”策略的实施
开封解放初期，对于伊斯兰教实行以稳定为主的政策，没有采取改造措施。1950年10月开始对伊斯兰教实行“分离”与“引导”的政策。
⑴“分离”主要是“政教分离”和“学教分离”。民国时期“以教代族”，回族的宗教社团就是社会组织，此时的伊斯兰教社团承担了部分社会性事务的管理，这是由于“教族不分”的二重性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开封回族中强化基层政权，彻底剥离了伊斯兰教的社会管理职能。在“学教分离”上，将清真寺经堂教育与普通国民教育分离。1957年，河南省有回民中学4所，在校学生5748人；回民小学75所，在校学生50110人。只有极个别清真寺保留了小规模培养教职人员的宗教教育。
⑵“引导”就是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封回族具有深厚的爱国传统，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都有突出表现。解放战争时期，支前拥军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开封回族宗教人士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政治活动和社会主义建设。1953年25名阿訇、95名社头以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学习国家民族宗教政策，随后到农村参观学习。1958年进行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废除天课和定期摊派等特权，阿訇自食其力，以寺养寺。通过分离与引导等一系列措施，开封伊斯兰教初步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3.“分离”与“引导”策略的文化分层解读
根据文化分层方法，精神文化可以分为书面文化、行为文化、艺术文化和心理文化，其中书面文化和行为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心理文化属于隐型文化，艺术文化介于两者之间。
⑴国家政权对开封回族文化的作用点
人类文化具有相通性，但在自然、社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不同民族，又有各自的心理文化特殊性。历代政权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要求在政治服从的前提下，对他们的信仰和习惯采取不易其俗的态度，国家政策的作用点主要位于社会组织层次，并未触及精神生活层次。而分离和引导策略同样主要涉及“齐其政”的政治层面，而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确保“不易其俗”。
⑵开封回族文化变迁过程中的衔接
回族文化深度“涵化”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扮演了重要角色。明代以来，开始了回族思想文化的“儒化”历程，通过汉文译著构建了“代表回族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思想”，王岱舆提出的“真忠正道”政治观也成为回族在历史上始终和国家保持一致的思想认识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封回族思想文化中本已鲜明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在国家权力的诱导下得到进一步强化。今天，利用国家权力，以在民族传统文化内部获得共鸣的方式来实现民族思想文化的有效整合，对于我们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城市回族自治区的历史，对于重新审视和总结当时民族工作“黄金时期”城市民族工作的一系列实践与经验具有积极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河南城市民族自治，以国家权力重组族际利益边界，消解了族际心理边界上的潜在冲突，成功建构了我国最初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探索新型族际关系的重要范例。在经济领域实行的帮扶和改造政策，虽然调整了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力并没有达到预期高速增长的目标。在文化方面采取的分离和引导策略，使意识形态领域趋于统一，但回族文化的正面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利用。这些经验和教训可以为现在的城市民族工作坚持正确的原则提供借鉴。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