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通过对“文与言”辨证关系的回顾与反思，以及对文学创作中多元化语言现象的观察和总结，来探求文学创作实践中语言的文学和文学的语言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并进一步来认识方言在文学创作中独特的表达魅力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论文关键词：文学语言,方言,文学创作,表达功能
一、文学创作和方言
关于“文与言”的问题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远至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近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在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和思辩。在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下，白话难登大雅之堂，尽管在明清时期的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白话依然难以成为正统的文学语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功绩就在于打破了古文的统治地位，使白话成为了文学创作主要的表述语言，真正地做到文言一致。言是第一性的，文是第二性的，文是在言的基础之上总结和规范而成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文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手段和工具不可否认，同样也不能剥夺言的应有作用，言永远是文发展丰富的不竭源头。
方言是由历史形成的一个特殊问题，过去它曾长期困扰着中国作家的创作。20世纪40年代，先后在上海、广东及香港等地掀起一场方言文学创作潮流并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方言文学讨论不但凸现了方言与国语的紧张，也呈现出新文学运动以来作家关于文学语言表达的焦虑。从文学自身而言，方言文学思潮是言文一致的新文学运动的自然结果，从文化与文学的多元观念出发，方言文学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实事求是地讲，各类语言中最能直接、准确地表达人们情感的恐怕是非方言莫属了。
方言作为一种言语形式，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化石，自有它存在或消亡的合理性。方言在某些场合的作用是普通话所无法取代的：亲人团聚，乡音使人倍感亲切，普通话则有点拒人千里；文学作品中，方言使作品风格纯正自然，普通话则带有一定的装饰性；至于地方戏曲、评书、弹词一类，更是与方言有着难以割舍的依存关系。方言的话语，除了传达信息，往往透射出一方人们的性情喜好、思维和言谈的特点。在本地人和异乡人的眼里，这种话语能显示出地方风韵，传达出乡土的情趣，而独特的乡土情趣恰恰是文学意境所珍视、所追求的。
口语方言和文学方言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文学方言经过了文人的加工，在辞章上剔除了一些突出的方言形式，保留地方话的精神，这就是乡土型小说语言的基本特点；有时甚至将方言口语形诸文字本身也常常带有创造的色彩。文学作品（地方戏曲除外）中方言往往已经是在舍形取神地运用民族语的材料。
虽然有些方言因其结构要素（语音、语法、词汇）有悖于民族共同语的规范而不能使用，但方言的文化负载对文学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方言一些语言成分，如语音、语法、词汇、修辞等，也常常被标准语吸收，个别的还甚至进入文学，充作地域特色性的标志，负有修辞的使命。推普运动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处理好方言问题，但处理和灭绝不是同义词。文学方言在文学史以及文学作品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不仅在过去，而且在今天和将来都还会继续发挥其独特的表达功能。
在当前全国积极推广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大形势下，各类方言作为区域性生活交际语言，逐渐退出社会性交际。然而，方言文学创作的方兴未艾，必然会带来一些人多担忧，是否会给推普工作带来一定负面的影响呢？我们对此也有着同样的思考。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一种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创作都有着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所以生活实践会在方言创作和普通话推广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和谐地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因为他们有着自己不同的社会价值和应用领域。
二、方言文学的创作
（一）历史上的方言文学创作
方言文学如果包含各地的民谣小调说唱戏曲门类，那自然是源远流长；若以小说而论，真正的方言小说则在清末兴起。在以话本为其雏型的明清白话小说中有许多方言成分，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涉及某一地方言或几地方言的运用。了解这些方言成分不仅对于欣赏作品的内容有很大帮助，而且在考证小说的作者、籍贯、成书过程、版本优劣等方面往往能提供重要的线索。
文学家族中的戏曲以方言为其主要的表达形式，杂剧是元代最重要的一种文学体裁，在我国文学遗产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古典戏剧作家为了剧情和演出时语境的需要，大量运用了方言口语词。臧晋叔在《元曲选·序二》说：“如六经语、子史语、二藏语、稗官野乘语，无所不供其采掇”。元曲台词多数带有十三至十四世纪的北方官话色彩，这些词语或与雅诂旧义相违甚远，或与辞书求之不得，有不少元曲词语至今仍然鲜活地保存在一些地区的方言中。如：元曲《高祖还乡》（作者睢景臣）有云：“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这里“胡阑”是环的意思，“曲连”是圈的意思。现在的山西中部和北部也还是这样的说法。再如：《元曲选武汉臣〈老生儿 楔子〉》中“只古里聒絮，我知道了也”，“只古里聒絮”，即“不住的罗嗦”，“聒”，在当今的山西方言中，却可以找到活生生的案例。
在清末之前纯粹用方言来写作的小说并不多见，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北京话）石玉昆的《七侠五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苏州话）韩子云《海上花列传》张春帆的《九尾龟》；（扬州话）邹必显的《飞跎子传》；（北部吴语）张南庄的《何典》等。例如：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中，安老爷劝何玉凤：“却说老爷料着姑娘不受这话，定有一番雄辩高论；看他怎的说法，再和他讲到本地风光，设法擒题。”“再和他讲到本地风光”，就是说慢慢地讲到眼前的一些事情上去，“本地风光”，看似叙述语，其实用得巧妙恰当，也是一个京话，意思是：眼前的现象与事物，当时的情况。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洪善卿还礼不迭，请起上坐，随问：‘令堂阿好？阿曾一淘来？寓来哚陆里？’（你妈好吗？跟你一起来了没有？住在哪里？）朴斋道：‘小寓宝善街悦来客栈。无娒勿曾来，说搭娘舅请安。’”（我住在宝善街悦来客栈。妈没有来，说〔让我〕跟舅舅请安）。其中“娘舅、阿、阿曾、一淘、来哚、陆里、无娒、勿曾、搭”等都是吴语，和现代苏州话区别不大了。
在历史经典名著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儒林外史》、《说岳全传》等作品都保存了大量的当时口语资料，既反映了近代汉语的发展概貌，也说明了方言在文学作品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小说当然是《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和《西游记》这四部巨著中的方言成分及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白话小说源于唐代民间艺人的讲说故事，完全是口语化的方言，“话本”就是故事的底本。《水浒传》取材于民间流传的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在《大宋宣和逸事》中已经出现，这部被喻为“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小说所用语言大致以江淮一带的南方官话为基础，保存了不少当时的口语，描写的人物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语言生动自然，比较完整地保存了那个时期的口语面貌，书中大量的宋元明口语方言俗词是其作品魅力的正真所在。《金瓶梅》描写了当时的世俗生活，比较鲜活地保留了明代中后期都市下层群众的口语，真实地、完整地呈现了那个时期方言的自然面貌。那些完全口语化的人物语言、生活俗语、俚语、粗俗的詈语和戏谑语，以至于关于性行为的语言描写，可以说是完全自然主义的。有的语言学家认为《金瓶梅》“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多元语言系统的言语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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