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赵树理进行文学创作的年代是一个充满宏大叙事的年代（战争、革命、进步、落后、解放、反抗、阶级、人民、敌人……），作为个体以及个体情感思想的表现者文学，在这样的年代，具有两种可能性：符合那个时代宏大叙事的要求，被捧为榜样和楷模；与那个时代宏大叙事要求产生龃龉，被否定以致被彻底从原来的队伍中驱逐出列。这两种可能都发生在赵树理的身上。具体说来表现为：解放之前，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以其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内容大众性从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文艺的要求；建国后，他的文学因其具有五四批判现实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分，随着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前两者的批判以及绝对权威的建立，赵树理开始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产生龃龉，并逐渐从学术意义上的批判转为政治性批判迫害。
论文关键词：赵树理，宏大叙事，毛泽东文艺思想
赵树理的小说在解放区最初是因为低级通俗不予发表的，后来经人推荐才逐渐在解放区流行起来，而后又风行国统区乃至全国，并且获得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的高度认可（如周扬、郭沫若、茅盾、邵荃麟、冯牧）。1947年，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赵树理的创作方向被尊为“旗帜”。但建国后，赵树理的文学又经历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过程：评价的犹豫，部分否定，全面的批判，并且因其文学创作方向的问题而遭人身迫害。赵树理的一生可以说因文学而成名，也因文学而殒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么他的文学创作和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有什么样的关系？他对赵树理的创作以及个人命运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风行解放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的一个胜利”（周扬）
1946年周扬发表了《论赵树理的创作》，对赵树理的小说创作给于了高度的评价，冠之以“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头衔，最后宣称赵的小说创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的一个胜利”。事实上赵树理的创作在毛的《讲话》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其作品也完全不是遵照毛《讲话》的产物，当毛的《讲话》传到太行山解放区时，赵树理说：“毛主席批准了我的文艺主张”。[1]所以周扬的话有点不尊重事实，事实的情形是赵树理的创作实践符合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那么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什么样的实质内涵？他对文艺的创作又提出怎样的思想要求？赵树理的文艺主张是什么？两者之间在何种程度相互符合，是否有悖离之处？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文学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30年代确立的苏联文学思想借助革命战争得以强化和普遍化，同时也被中国化。从而形成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其实质是苏联文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2]其特点有以下四点：
第一、政治化的文学观。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宏大叙事，他还提出文艺批评的标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在这一时期变种，文学的独立地位被取消，沦为工具。
第二、以“革命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取代五四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虽然也强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但是在“现实主义”前有加上“革命”前缀，现实主义的性质则发生巨大的变化。它以集体主义、阶级意识反对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反对基于个体价值的人道主义，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实质上是一种伪现实主义。这也是出于当时革命战争需要以及传统集体主义思维的惯性，在战争角逐过程，更加强调是集体的团结一致（目标明确、方向一致、听从指挥、思想统一等等），如此才能将人的力量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以克敌制胜。当然战争同样需要人的个体天才性，但这毕竟是少数将领领袖的事。
第三、强调民族主义的文学张，即毛要求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从而取代五四文学的世界文学主张。
第四、主张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并把这一原则当成最根本原则。毛要求作家进行思想改造，使自己的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即所谓的“工农兵方向”，具有突出的政治内涵。
毛泽东当时作为一个杰出军事兼政治的领袖，对对人的精神世界很容易产生深刻影响的文艺作用，应当说是给与相当的重视。但这种重视是柏拉图意义上的重视——文艺需服务于外在现实需要（在柏拉图那儿是理想国的正义、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则是服务整个民族解放和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而非文艺本身（比如创造美），二者都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色彩。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提出诗人要在城邦创造诗歌，必须严格符合一系列要求：诗歌必须有利于促进城邦的正义，诗歌必须使城邦的所有公民具有道德，而非个人情感和欲望的发泄，非此一类的诗人则要被恭请出理想国论文提纲怎么写。毛泽东作为一个高瞻远睹、文韬武略的领袖，不可不意识到文艺的巨大作用。当然，这种作用是双向的，如果得到好的引导，则有可能为我所用，反之则可能为敌所用或则起到坏的结果。毛泽东文艺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很好使用文艺这一无形的武器，使其很好地服务于当时现实的需要。
赵树理的小说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解放初期具有“旗帜”和“榜样”地位，这和他的文学创作契合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密切相连系。当然赵树理并非自觉有意识地去迎合毛泽东文艺主张。如果说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有意识地去引导当时解放区文艺思想的走向，确立其内在的宗旨的话，那么赵树理的作品却在无意中阐述了毛的文艺思想。这主要从以下三点可以看出来：
第一、赵树理的第一身份是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者，然后才是作家。作为一个革命家来说，把政治目的放在第一位，文学从属于政治，是没什么可奇怪的。赵树理自己说：“我的作品，我常叫它是问题小说…… 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是所碰到的问题，感到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妨碍我们的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3]他的文学创作是紧密地和政治目的联系一起，具体来说有农村的土地改革、阶级斗争、民主建设、政权建设、生产运动等等。
第二、不自觉地实践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赵树理的文学主张具有很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但是应该说，赵树理是一个很真诚的作家。他的这种理想主义倾向不是建立对现实矫饰的基础上。作为一个革命家兼作家，他既是生活的创造者又是新生活的描写者宏大叙事，赵树理对解放区人民推翻封建统治获得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崭新的生活抱有一种真诚的革命乐观主义态度，并以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态度去看待农民身上弱点和精神痼疾。这基本上符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第三、“民族形式”和“工农兵方向”。赵树理虽然也经过五四新文学的洗礼，但对新文学的欧化倾向极度不满。经过反思，他开始建立形成偏重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主张。在形式上，他对中国以说唱文学为基础的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叙述方式、表现手法进了扬弃和改造。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现代小说形式，既使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读者乐意接受，又能够反映现代生活，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心理。在内容上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思想“大众化”，以便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但这个“化”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从小的成长环境和革命工作环境，使他对农民的性格、心理、语言、以及农村的风土人情都无比的熟悉和亲近，他本人的根便深深地植于农村，从思想气质到生活习惯都农民化了，因而在创作农村题材的小说能真正地做到驾轻就熟。[4] “在赵的小说里五四文艺工作者的个性以及个性解放，知识给他们的高贵气派、多愁善感、纤悉复杂、优雅恬静……都消失了，取而代之是“脚上有牛屎”的朴素和粗犷，单纯的美取代一切。“思想情感方式”连同它的生活视野变得单纯又狭窄，既朴实又单调。”赵树理的出现总算让毛泽东了夙愿。[5]
赵树理文学创作的成功及其巨大的影响力首先在于他成功地实现艺术性和大众性比较完美的结合；其次，是他的创作无意中契合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从而被共产党文艺领导人的大力推广传播。但这二者的契合还不是完美无缝的吻合，赵的创作在某种程度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有悖离之处，这种悖离也是赵树理的作品可以在解放区以外的国统区乃至全国风行，并获得各界人士的高度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悖离是赵对五四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
二、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继承——提升了作品的品格同时也为赵的创作遭到全面否定和人身迫害埋下伏笔。
赵树理一生致力于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力矫五四以来的欧化倾向，以及严重脱离民众的弱点。但他本人并没有因此对五四文学全盘否定，恰恰相反的是，他继承了五四时期引进的现实主义最可贵的思想内核——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尽管赞歌是主旋律，但这种真正的“现实主义”提升了他作品的水平，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赵树理现实主义批判精神首先表现在对解放区人民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以及中国农民固有的劣根性的批判。赵树理敏锐地发现，在新社会，尽管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已经消灭，但是封建的传统思想、小生产意识仍然存在农民的身上。在观察和表现中国农民时，他采取了和鲁迅大致相同的角度，从农民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去进行历史的考察，并且得出相对一致的答案——长期经受奴役（尤其在精神上）的中国农民要摆脱旧文化、旧制度、旧风俗、旧习惯以及其劣根性具有长期性和很大的艰难性。在《李有才板话》里，赵塑造了老秦这样经历旧社会的农民。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却满脑袋的封建等级思想。当他认为县里来的“老杨”是个大官是，对老杨既怕又毕恭毕敬。可是当他知道老杨也是个“住长工出身”的人时，马上又看不起他了。《小二黑结婚》里的二诸葛，尽管人民政府建立，人民可以当家作主，但他从不相信命运可以自己掌握，总是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卜卦求神上，展现一个在旧社会中其精神被严重扭曲、灵魂遭受巨大创伤的农民的面貌。五四时期，鲁迅活灵活现地展现阿Q式的人物（流氓无产者）在造反成功得势后可鄙龌龊嘴脸。赵树理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同样发现阿Q式的人物。《邪不压正》里的小昌当上农会主任就分地主的房子、土地，趾高气昂，逼人嫁女，其细节和阿Q居然惊人的相似。《李有才板话》里的小元当上干部，就改换穿戴宏大叙事，“逼邻居当奴才” …… 尽管如此，赵树理所处的时代毕竟和鲁迅的时代不一样：这是一个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起来摧毁农村残余势力，走上彻底翻身道路的新时代。在鲁迅那儿还是一个大问号（因而鲁迅的态度基本是悲观的甚至是绝望的），在赵的时代，生活本身已经初步提供了一些初步的答案。[6]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安排他的人物或转变（改邪归正），或暗示转变的前景。这种“大团圆”的喜剧的结尾，虽然有点古典主义色彩，但毕竟不同于传统文学中的粉饰现实，他是根据时代的提示，具有人物思想性的内在根据。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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