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发展乡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服务体系
中国目前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主要是局限于社会治安方面的限制和管制，不能为乡村居民进城就业提供服务。促进乡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在于转变过去乡村劳动力自发、松散的劳务输出形式，通过规范的劳务服务，有组织地开展劳务输出：一方面，通过加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管理和统计工作，建立健全纵向到乡镇、社区，横向到国内主要大中城市的劳动力信息网络系统，为乡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全方位的就业需求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全面掌握乡村流动人口进城就业的情况，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和立法建议，以部门联系会的形式建立协调机制，综合协调管理乡村居民进城就业的各项工作。
改革城乡分割的公共服务体制，使城镇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覆盖乡村务工人员。将乡村务工人员及其家属的就业、子女教育、卫生保健、法律服务、计划生育等纳入政府服务体系之中。此外，还要积极发展职业介绍、培训等服务组织，创建政府公共服务、民间中介组织、社会非赢利机构分工协作的服务机制，通过相关优惠政策积极扶持、规范民办职业介绍组织，更大程度地为乡村劳动力的转移服务。
4、发展乡村二、三产业，为乡村居民兼业创造条件
目前中国乡村居民人口仍占其人口总量半数以上，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转移模式，通过城市化来实现中国数目巨大的乡村劳动力的城镇转移将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在笔者看来，至少在短期内这一目标难以实现。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应对策略，巨大的乡村市场将成为乡村二、三产业发展的生命之源，其中也孕育着巨大的劳动力就地转移潜力——乡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应该不仅仅包括区域间的转移，还应该包括区域内不同产业间转移——即就地转移，这种转移方式一方面可以为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大量转移所引发的城市问题。目前，中国乡村的二、三产业还非常薄弱，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非常有限，可以借鉴日本[4]的通过各种相关政策促进乡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为乡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提供条件。
（二）远期：“授之以渔”——提高乡村居民的非农就业能力
提高乡村居民非农就业能力对促进乡村居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缓解人地矛盾都有重要意义。改革和发展乡村教育，建立完善的乡村教育体系，是提高乡村居民非农就业能力的根本途径。笔者认为，在这个环节，提高乡村居民义务教育水平是基础，而提高其职业教育水平则是根本。
1、 确保乡村义务教育在乡村居民就业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乡村义务教育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教师队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专任教师数量不足、学历达标率低、教师在职进修少、低工资造成的教学积极性不高等方面；二是办学经费不足、办学条件差，主要表现在实验教学设备不足、实验条件落后等方面。在笔者看来，问题的根本在于乡村教育财政投入不足，农村税费改革后，这一问题日益突出[5]、[6]cssci期刊目录。
当前中国以县级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乡村教育财政体制，几乎把乡村义务教育的所有财政责任都交给了缺乏相应财政能力的县级政府，而财政责任与其财政能力的不对称又使得县级政府很难将乡村义务教育的各项经费真正落实。应该通过立法重新确立不同财政主体对义务教育尤其是乡村义务教育的责任范围，建立以中央和省级政府投资为主[7]，县级政府投资为辅的乡村教育投资体系，实现乡村义务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确保其在乡村居民非农就业中基础性作用的充分发挥。其中应对策略，中央政府应该着力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平衡各地区之间义务教育的差异；省、市级政府应该承担平衡本地区义务教育水平差异的投入，负责本地区中小学重大基本建设项目、执行和贯彻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义务教育有关政策所需的资金；县级政府是乡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管理者，同时负责公用经费及校舍日常维修与更新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为保证乡村教育投资体系的正常运行，可以建立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给予义务教育较大的优先权，确定各级财政支出及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中义务教育经费的比例。
此外，加强对义务教育经费的监督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具体来看，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可以将财政预算中义务教育经费监督作为各级地方人大重要的工作内容，并将其执行情况作为评价政府工作业绩的重要方面；其次，要完善义务教育经费的审计制度，建立学校内部审计与国家审计、社会审计相结合、国家审计为主导的审计体系。对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审计结论要向政府和人大报告，向社会公众公开，将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和使用置于公共监督之下，违法违纪者要追究其经济和行政乃至法律责任。
2、构建多层次乡村职业教育体系，提高乡村居民非农就业能力
影响中国乡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机会和收入水平的因素有很多，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居民本身就业和收入能力的欠缺是根本。相关研究已经表明，职业教育和培训是提升乡村居民素质，提高其就业和收入能力的主要途径之一。一方面，职业教育水平不同程度地影响乡村居民非农就业的难易程度、非农就业结构、就业的稳定性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目前中国乡村居民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还非常低，在乡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占3.4%应对策略，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8]。因而，构建和完善乡村职业教育体系才是乡村居民改善收入结构、挖掘收入潜力的根本性措施。
为了提高乡村居民的非农就业能力，有必要通过多种方式筹集资金，逐步依据乡村居民需要及其基础水平建立分层次、有重点的乡村职业教育体系。一方面要加大政府对乡村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通过制定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政策和措施，统筹地方职业教育资源，合理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跨行业、大规模、多功能的综合性骨干职业院校，并加大投入，提高其质量效益；另一方面，在允许获取合理回报的政策引导下，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保护举办者的办学积极性及合法收益，鼓励发展民办职业教育和引进国外优质职教资源，促进本地区乡村居民职业教育的协调、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实,岳希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J]，《中国经济信息》, 2004.6。
【2】王亚红：《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重警边缘》，[J]，《爱知论丛》（日本），2009.9。
【3】黄祖辉等：《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收入来源角度的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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