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全球经济发展已步入后危机时期。后危机时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根据“新新贸易理论”：现实中的企业是异质的。
论文关键词：后危机，新贸易保护，新新贸易理论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主要通过国家干预应对金融危机并重点扶持本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将贸易和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加深，出于政治利益及经济利益，很多国家放弃相互间的合作，各自为政保护本国国内市场，在已出台的经济发展刺激政策中都隐含着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全球贸易形势异常严峻，自由贸易面临新的挑战和危机。根据2009年相关经济数据，全球经济发展已步入后危机时期，正在走出金融危机并有所复苏，但发达国家为取得新一轮国际竞争的主动权发起了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具有“羊群效应”的贸易保护主义很快被其他更多的国家效仿，世界贸易急剧下降，据世贸组织发表公报称，2009年全球贸易量下降12.2%，为70年来的最大降幅，金融危机滋生的贸易保护主义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发展埋下较大的隐患，成为阻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
此轮贸易保护战主要针对中国，据统计中国以占全球出口8%的份额新新贸易理论，遭遇了全球35%的反倾销和71%的反补贴措施，这对我国进出口企业在路径选择上是供应国内市场还是供应国际市场影响犹大，根据“新新贸易理论”：现实中的企业是异质的，生产率高，优质的企业做国际贸易，而生产率较低、实力较弱的企业做国内市场。然而，面对危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做出了同样的决策，即在刺激内需的同时更加重视出口并举起贸易保护主义旗帜，后危机时期我国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后危机时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特点
贸易保护始终是以贸易保护主义为其指导思想的，而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世界经济思潮，它不同于贸易保护政策，也不同于贸易保护具体措施，贸易保护主义是在承认贸易全球化的基础上，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而奉行的一种价值观念，它是重商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一种变形，是误入歧途的重商主义，其从来都不是一种健康的或者可持续性的价值观念。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国家本位主义的特殊表现，是一种短期行为而不是一种长远的利益目标。[1] 各国之所以在危机时期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主要出于政治及经济利益，通过贸易保护措施，缓解国内较大的政治压力，并尽量为本国产业的发展争取更多的空间。
本轮贸易保护主义与往期相比较，出现了新的特点。首先，贸易保护主义更多的以国家行政干预为主。危机发生之前，各发达国家均鼓励自由竞争，尽量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减少国家干预，而此次贸易保护却更多的以政府干预为主，如2009年2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规定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工程项目中必须使用美国国产钢铁及制成品，2月2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限制中国禽肉产品对美出口等。其次，发达国家是贸易保护的主要发起者。一直以来，发达国家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但后危机时期，发达国家却是发起贸易保护措施最主要的国家，据WTO资料显示：2009年G20成员新发起反倾销调查152起，比2008年的193起减少21%，而2009年G20发起的反补贴调查为28起，远高于2008年的8起新新贸易理论，2009年G20成员发起保障措施调查12起，超过2008年的5起杂志网。再次，贸易保护所涉及的国家及产品范围更广。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具有“羊群效应”，贸易保护主义正从少数发达国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蔓延，所涉及的产品已突破传统的货物贸易，逐步延伸到服务贸易、投资、竞争、知识产权等领域。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后危机时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影响极大。新新贸易理论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新新贸易理论以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内生边界模型为主要内容，进入企业和产品的微观层面进行研究，模型中引入企业异质性的新假设条件。产品内贸易是新新贸易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主要内容是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至少在两个国家完成，产品内贸易方式也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之一。若在危机时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产品内贸易就会产生放大效应，阻止本国的贸易进口，如果进口的是中间投入品，那么不仅会使中间投入品的贸易下降，还会通过价值链的传导效应，使最终产品的贸易额下降；如果进口的是最终产品，那么不仅会使最终产品的贸易额下降，还会使中间投入品的生产减少，中间投入品的贸易额也会下降。因此，若世界性的贸易壁垒增加，全球的贸易额将因产品内贸易效应的放大而下降，[2]从而为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三、新贸易保护下的我国企业行为分析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贸易保护使得外贸企业面临的涉外经济风险加大。如在欧盟政府对中国产品频繁设限的同时，当地企业与中国厂商的矛盾出现了激化的趋势，“砸店”、“烧货”的事件时有发生，不仅危及中国厂商的正常经营和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且开始形成针对中国产品的“民间壁垒”。我国外贸企业的涉外经济风险加大，并呈多元化趋势发展。贸易保护削弱了外贸企业出口商品的价格比较优势。各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和企业，便制定较高的质量标准和技术性标准限制我国“价廉”商品的进入，对我国的商品出口制造了极大的障碍。[3]
贸易保护主义与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是背道而驰的，一些中小型企业经营面临较大困难，甚至破产。此次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巨大，贸易摩擦频繁发生，我国出口增长迅速回落，自2008年11月以来，我国进出口开始出现同比负增长，出口对GDP的贡献度由1995年以来的持续正值变为2009年的负值（图1）。[4]同时，由于消费者本身的自我保护心态，国内消费也出现滑坡，我国经济的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
注：外贸贡献率是指某一时期净出口增量在国民经济增量中所占的份额，即外贸贡献率=净出口增量/GDP增量。
（二）新贸易保护下的外贸企业行为
1. 供应国内市场
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部需求受到严峻挑战，据官方统计：2009年1~8月新新贸易理论，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3386.5亿美元，同比下降22. 4 %，其中：出口为7307. 4亿美元，下降22. 2%。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引起交易成本及贸易风险上升，威胁到部分中小进出口企业的生存，大量东南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中小企业倒闭、退出出口市场。我国政府也加之引导并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目标以减轻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国家将投资约4万亿元，用于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此形势下，部分出口企业为了维持经营，将目标暂时转向国内市场，转出口为内销，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
2．出口国外市场
我国出口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各国纷纷提高关税率、设置非关税壁垒、滥用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救济措施抵制进口，中国深受其害。而且，许多国家都寄希望以贸易保护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和就业率，我国商品出口严重受阻，加上危机下人民币升值、原料涨价、工人工资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增加，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已经逐渐消退。面对危机，部分企业在恶劣的环境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这些企业在供应国内市场的同时，也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向国外出口商品。
3．FDI供应国外市场
后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我国是贸易保护的最大受害国，企业出口影响主要表现在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市场。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的形成，使人们认识到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联性，即两者既存在互补性，又具有相互替代性。中国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为了绕开众多国家贸易壁垒，我国企业也通过收购兼并等手段，逐步加大海外扩张的步伐，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尤其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建立全球化生产贸易体系杂志网。
（三）新贸易保护下的企业行为解释
企业的行为选择与经济效应研究也是新新贸易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和主要分支。在解释此问题时Melitz（2003）引入了一个垄断竞争的动态产业一般均衡框架，又将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模型中，理论分析的结果证实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会进入出口市场新新贸易理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为国内市场生产。后来Antràs (2003)、Antràs & Helpman (2004)、Helpman、Melitz &Yeaple (2004)、Manova ( 2008)等对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行为及方式做了实证研究。企业在国际化路径选择上主要有三种方式（如图2所示）：只供应国内市场、出口国外市场、FDI供应国外市场。新新贸易理论的基本逻辑思路为：由于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存在，贸易会导致市场份额在产业内企业间的重新配置，市场份额向高生产率企业靠近，而那些最低生产率的企业被迫退出，从而提高了行业生产率水平，这一效应在封闭经济中是无法实现的。[5] [6] [7] [8]
图2：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方式
 
新新贸易理论在解释我国企业行为选择时也是适用的。贸易保护主义表面上是国家之间的争议，但从根本上来说其推动力在于企业的利益及行为。企业在面临危机及外部不确定性时，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我国学者李春顶（2009）也以国际贸易前沿的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为基础，扩展了理论模型，得出生产率高的企业应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应该选择出口贸易的结论，并将理论应用到实际，解析我国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企业在国内销售、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中，生产率低的企业选择国内销售更有利，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选择出口更加有利，而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应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影响企业市场进入选择的因素中，最根本的是其生产率水平；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包括产品规模经济效应情况、出口贸易成本和壁垒状况以及国外市场需求状况。[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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