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死刑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_废除-论文网

1．我国当前不具备立即废除死刑的经济基础。法律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受经济基础的制约。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生产力角度看，笔者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废除死刑的经济基础。从刑罚进化史的角度来看，生产力的发展与死刑衰亡关系密切，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增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对劳动力的保护需要促成了毁损劳动力的死刑的衰亡，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犯罪重心的转移与对犯罪评价的轻化，进而导致死刑的衰亡。而我国当前不可能产生对劳动力供不应求的问题，相反劳动力过剩所导致的下岗、失业与待业正日益严重。我国当前生产力相对落后且发展很不平衡，物质生活尚不丰富，在这种物质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导致国家和民众对经济因素极为看重，以致经济秩序、金融秩序和财产权利等与人的生命、自由等人身权益价值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由此导致对经济犯罪的评价与对人身犯罪的评价趋于接近，对此类犯罪与杀人等严重犯罪同处死刑在观念上已为相当一部分人所接受。可见，社会对犯罪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经济发达程度成反比例的，经济越发达的社会对于犯罪越具有容忍性。而且，物质文明程度提高以后，防治犯罪的物质条件也会大为改善，社会可以投入充足财力采用刑罚以外的条件和措施来有效预防和遏制犯罪，防范犯罪要优于惩罚犯罪。可见，要废除死刑，首先必须还人的生命以本来的价值，要纠正这种既存的贬低人生命价值的观念，需要一个过程，特别需要经济的高度发达。其次，从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看，我国曾长期实行公有制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在此体制下，根据“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准则，对经济管理秩序与公有财产的保护被不恰当地提高到了比对个人生命的保护更重要的地位，我国新、旧刑法均在破坏经济管理秩序罪和财产犯罪中规定了死刑，便是贬低人生命价值的明显表现。当前，我国虽然走向了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要消除公有财产神圣、忽视个人生命价值的错误观念，远非易事。可见，无论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是从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看，我国当前均不具备立即废除死刑的经济基础。

2．我国当前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政治基础。法治是政治民主的形式，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变革与国家的民主政治息息相关，刑法的发展与变革更是如此。就死刑而言，西方国家废除死刑在很大程度均是政治高度民主和法治健全的产物。法国著名科学家埃米尔·德克海姆在考察刑罚的进化后得出结论：“在社会属于越不进步的类型范围内——在中央权力越具有专制特点的范围内”，严刑的数量便“越大”。而我国曾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史且未经过近代民主思潮彻底洗礼的国度，更不容忽视的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与计划经济相依存的中央集权体制。在我国当前，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虽已付诸实施，但是，建设高度民主和法治国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完全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这里包括逐渐转变落后的非民主法治的观念，这种观念不仅是社会生活中的，也包括学术上的。对死刑来说，废除或者保留死刑，固然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条件是否齐备的问题，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众所周知，死刑问题在前几年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到目前为止，死刑执行数量也是作为司法机密而未公开，死刑制度由于实践的封闭性且带有某些神秘色彩，关于死刑的优劣利弊还无法展开充分的理性讨论和立足于可靠的实证材料的客观论证。这些因素必然会对死刑的学术讨论形成障碍。不仅如此，由于立法观念的保守和落后，以及过于迷信重刑，学术界一致要求限制死刑的呼声和建议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使新刑法中的死刑条款并没有明显减少。因此，在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没有根本解决之前，要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可见，民主政治的充分发展是废除死刑的政治基础。

3．我国当前不具备立即废除死刑的人文背景。死刑的进化史表明人道主义是死刑消亡的基础，弘扬刑罚的人道价值，是废除死刑的价值取向所在。然而在历史上，我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接受过人道主义思潮的传播。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权益、尊严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人的价值尚没有上升到应有的地位，在危急和灾难发生时，仍把舍命抢救公私财产与舍己救人等量齐观。因此，一个人为了抢救公私财产而献身是光荣的；一个侵犯重大财产的罪犯为他的行为付出生命代价也就是合理的了。更何况在现实生活中，罪犯本来就被许多人视为坏人，而坏人在社会上越少越好，杀死坏人只会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这些公众观念的影响下，视犯罪人“畜牲不如”，不把犯罪人当人在观念上与实践中均被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在人道观念如此淡薄的背景下，死刑的不人道性很难成为一种共识。在古代我国，仅有刑律，失礼则入刑，刑维护的是道德——礼，礼是整个社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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