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6%。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1980年代初的30%以上降到2006年的11.8%，而把2.1亿农民工计算在内的城市化率只有43.9%，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56.1%，农业现代化进程又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滞后直接反映在中国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动的各项指标上。1995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20.5:48.8:30.7，就业结构比重为52.2:23.0:24.8，同期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0%，分别比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比重高出49.5、21.2、39.3个百分点，分别比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高17.8、47、45.2个百分点。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城镇化偏系越来越大。根据城市化偏离系数公式Ue=△Pu/△Pa-1初步计算可知：1952～1978年，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56，人口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业化进程。1978～1982年，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34；1978～1990年，1978～1997年偏离系数分别为-0.42、-0.50；1991～1997年偏离系数为-0.65。这表明，除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城市速度曾超过农业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外，其他三个分类计算阶段，人口城市化速度都低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程度，而且近10年来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更加严重。根据杨宜勇的比较，1997年，中国人均GDP为860美元，此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大约只相当于世界1964年人均GNP300美元的水平，按照这个系数中国现阶段城市化滞后14个百分点。根据学者叶裕民的比较，我国1997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与日本1965年的水平相当，会计毕业生毕业论文但我国1997年的城镇化率(29.9%)比1965年的日本(68.1%)要低38.2个百分点。我国不同地区城镇化滞后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根据魏后凯等人的测算，1997年东部地区显性城镇水平为39.96%，中部地区为30.65%，西部地区则为23.47%，中西部分别比东部低3.31和10.49个百分点；1997年东部地区隐性城镇化水平已达21.67%，而中、西部地区分别只有14.53%和12.12%，分别要低7.14和9.55个百分点。
现代化的城市发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协调的城市化。有两种不协调的城市化，一种是过度城市化，会带来一系列城市病，如贫民窟、高犯罪率及城市环境越来越恶化等，这是一种病态的城市化；另一种是低度城市化，会导致劳动力的大量过剩，整个社会的低效率，及一系列“农村病”，也是一种病态的城市化观念，但我们应该注意到是我们过分强调了“城市病”问题，甚至产生了恐惧症。
三、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1.摊补入户意义不大。首先，改革开放30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改革都没有赋予农民对自身以及对农业、
2006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达到770亿美元，其中小麦出口占世界市场的45%，大豆占34%，玉米占22%，成为当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据美国农业部经济学家测算，农业出口中每赚一美元利润至少可以为其他经济部门再带来1.32美元的利润，每出口10亿美元就可以创造17万个就业机会。荷兰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84亩，属于世界上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列。但在20世纪末，荷兰农产品净出口总额超过美国而高居世界第一位，荷兰农业劳动力只占世界的0.02%，耕地不到世界的0.07%，但其出口的农产品却占到了世界市场份额的9%。目前，欧盟向各成员国每年提供农业补贴大约为440亿欧元，占到了全部财政总预算支出的40％以上。日本财政补贴农民的比例大约是农业产值本身的2倍，瑞士则高达4倍。因此提高农业现代化组织效率和工业化加工能力和市场率是关键，单纯补贴种粮户意义不大。
2.如何认识现代农业、产业化和城市化。现在，中国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认为农业发展模式应该沿着“产品农业（集约化的专业分工）——商品农业（农贸市场的交易）——效益农业（工业化加工）——国际化（市场的补充和竞争）”的方向发展，这种农业模式就是以消费终端为效率点的产业化模式，种植和养殖只是农业的最初级层面，不表明产业化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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