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韩诗外传》的士人故事

（三）丰富深刻的人物形象

《外传》中塑造出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形象，从官吏到百姓、从隐士到士人，从圣贤到贫民，男男女女，无所不包，人物形象十分丰富。鉴于《韩诗外传》的故事大多篇幅短小，不能广泛地展开描述，因此在《外传》中的人物形象立体性并不强，但是，人物的性格特征却十分的突出。特别是士人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其性格特征往往能一目了然，是渴望报国的志士，还是讲究治国方略的贤士，或者是誓死进谏的谏臣，都能在简短的故事中领悟出来。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通过对话来表现人物形象是《韩诗外传》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法。“语言是心灵的窗子”，人物说的话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其思想、愿望和心理。小说把摹写对话作为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对话写得像不像、好不好，直接关系作品的成败。《韩诗外传》的人物通过对话语言进行刻画，生动传神、个性特征跃然纸上。

在“楚庄王听朝罢宴”一章中，樊姬也结合自身的经历发表了深刻的见解。虽然也曾“欲擅王之爱，专王之宠”但“不敢以私愿蔽众美”，于那些钩心斗角的人相比，樊姬显得非常的大度。并且“沈令尹相楚数年矣，未尝见进贤而退不肖也，又焉得为忠贤乎？”的论述，也提醒了楚庄王。因此在这个故事中，就刻画出一个识大体、有见识的女子的形象。

而对于士人形象的刻画，更是个性鲜明，一眼便知。如“孔子游于景山之上”一篇，写的就是孔子带着学生子路、子贡、颜渊在景山游览，并各言其志的场景。全篇都是由对话所构成，围绕着“志向”展开情节。子路所言的“奋长戟，荡三军…进救两国之患”之志是“勇士之愿”； 子贡所言“两国构难，壮士列阵…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之志是“辩士之愿”；颜渊言其志 “愿得小国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这种志愿的核心是做相国，以道德仁义治国。短短数百字，子路、子贡、颜渊不同的性格特征就形象的树立起来。

《外传》中类似这样通过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的故事还有很多，“晋文公使李离为理”章等都是对话运用的成功典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外传》可以看作是我国早期优秀的对话体小说的范本。

（四）全知全能的叙事情景

叙事情境是由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不同关系构成的。这种关系是叙事中最本质的关系，它决定着故事的最终阅读效果，也是故事成为其现有面貌的根本因素。最基本的叙事情境有三种:第一人称叙事情境、作者叙事情境、人物叙事情境。

《韩诗外传》采用的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叙事情景，这种叙事情景是中国古代小说故事讲述时常用的方法。全知全能的叙事情景，即作者叙事情景，就是作者不受任何限制，可以自由在情节发展中随时出现，并且可以以一种全知的地位来总结故事的主旨，点明主题。例如《外传》在关于要离传奇的故事：

…要离闻之，往见之，曰：“欣在乎？”曰：“送有丧这。”往见欣于墓，曰：“闻雷神击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目，人怨不旋踵。至今弗报，何也？”叱而去，墓上振奋者，不可胜数。要离归，谓门人曰：“(椒)丘欣，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来攻我。墓无闭门，寝无闭户。”(椒)丘欣果夜来，把剑住要离颈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闭门，死罪二也；寝不闭户，死罪三也。”要离曰：“子待我一言，子有三不孝，昏暮来谒，不肖一也；拔剑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辞后，不肖三也。能杀我这，是毒药之死耳。”…在该文中就是采用这种视角，将要离身上所发生之事全部描述清楚，由于这种视角描述起来限制少，作者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其写作水平，使得故事看起来更加的晓畅明白。

《韩诗外传》之所以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情景，在于其讲经读本的性质。全知全能的叙事情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限制，而且作者可以随时加入议论和总结性话语，能够更加清楚的阐明所要讲述的义理，并通过故事这种大众化的方式表述出来，使深奥的道理可以广泛的传播开来。

（五）叙议结合的叙事方式

《韩诗外传》是一本宣传儒家义理的著作，具有讲经读本的性质。因此其讲述的故事都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即要宣扬和传播各家经典的思想，故不可避免地要夹杂议论，来阐述对故事的看法。我们可以发现，在全书中，叙事的方式通常是叙议结合的方式。即先讲述一个故事，之后作者通常将凝缩的观点溶入“传曰”的模式，对整篇文章起到点睛的作用，通过作者所发议论，将故事中包含的道理上升到治国为政、士人节义、道德伦理的高度，从而实现了儒学经典的讽谏功能和教化的功能，使士人故事更加切合主题，对士人自我修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卷二第十五章谈论“外宽而内直”，“直己而不直人”的君子之行，第十八章赞美君子易和而难狎、易惧而不可劫、畏患而不避义死、好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乱的超乎世俗的品德，结尾引诗“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第十七章对君子达到的境界做了描述：君子盛德而卑，虚己以受人，旁行不流，应物而不穷。虽在下位，民愿戴之补。

《韩诗外传》的这一叙事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来的讲史话本、历史演义小说中最为普遍、经典的叙事方式。后来小说的发展日渐成熟，都会在文章开篇和结尾有点题之笔，可以看做是对《韩诗外传》叙事模式的直接应用。

此外，《韩诗外传》的士人故事还具有其他诸多的特点，例如巧设悬念、情节曲折、语言凝练等等。在此不再一一赘言。总之，《韩诗外传》在故事叙述方面，特别是士人故事方面具有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为后代小说等各种文体的发展成熟提供了营养。

第二章 孔子故事个案分析

第一节《外传》中的孔子故事

从《韩诗外传》所塑造的历史群像图及孔子形象来看，重在传承儒家的诗教义理。《外传》通过这种历史构造，打通《诗》与史，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目的，通过传承儒家诗教义理，体现了韩派今文诗学传承诗事的特点。本章结合《外传》中孔子的故事，来探讨说明一下《外传》与早期小说的关系。

（一）《孔子观于周庙》

《外传》卷三曰：孔子观于周庙，有敧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也？”对曰：“此盖为宥座之器。”孔子曰：“闻宥座器，满则覆，虚则敧，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敧。孔子喟然而叹曰：“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故事中孔子长叹：“呜呼！怎么会有满而不颠覆的呢”？由此点出持满——损之之间的关系，又《诗》作义理的证明。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观点是“满”则必覆。为什么呢？因为减损可以使满不覆，体现了儒家一贯的中不偏庸不易的中庸之道。如卷一“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人者莫乎明礼义。帮故日月不高则所照不远，水光不积则光炎不博，礼义不加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强调了“礼”在国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礼”是国家的命脉，社会的核心，治国之本，用儒家经典来阐述治国之本。

（二）《孔子南游》

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之隧，有处子佩璜而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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