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当局往往会与支持某议员的公司建立投资关系或商贸关系，并借机由美方公司约请议员出席商务活动，以此为突破口，与议员建立联系，从而最后达成游说目的。
不断强调台湾在美亚太安全体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寻求美国在台湾安全方面的支持与保证。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的冷战思维并未立即消失，从实际的过程来看，在整个国际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的天平开始向台海的另一侧明显倾斜，美方公然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每一次对台军售的背后都充斥着台湾当局游说的影子。90年代以来的美国对中国基本上采取了一种遏制加接触的政策，其主要目的是要是中国国内政治发生变化，市场和社会更加开放。
传播媒介在美国被称为“第四种力量”,对公众舆论、选举、政府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台湾当局重视发展与美各大媒体如《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及三大电视网的联系, 经常采用邀请其负责人、知名记者、评论人访台,频繁举行记者招待会,接受采访,在美新闻媒体发表文章,向公众寄送材料等方式不遗余力地宣传台湾,塑造“民主与自由”不断深入、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形象。美新闻媒体对台湾的大量宣传,对美国政府形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1] (p79）
2、小处着手。
在美国，游说是件专业性质很强的活动，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但是这些约束都有空可钻，如台湾当局通过代理机构、台湾驻美办事处及其他社团等渠道，以民间的名义邀请美国国会议员及其助手等有影响的政界人士访问台湾，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为议员智囊中的一些学者提供研究经费，为议员家人等到台湾旅游、访问、学习提供资助和便利条件。
当然，台湾的游说是友谊加大棒双管齐下。1996年2月，台湾拒绝继续向密执根大学提供另外三年共45亿美元的赞助，原因是该校中国问题专家李侃茹在一份报告中主张发展同北京的关系应摆在美台关系之上。类似的时间也曾发生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5] (pp12-13）
由于美国政体特殊的三权分立的特点，国会在对外政策上的发言权美国远比其他国家要大，这在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美国国会历来是台湾游说的重点对象。美国国会由535名议员组成，他们来自不同的选区和党派，有不同的个人经历，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再加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台湾问题甚至中国知之甚少，因此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决策立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因素时常变化，这就为游说活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7] (p27）一方面，通过对议员的选举或连任捐助竞选经费支持其进行竞选活动，以影响选举结果，为今后直接游说打开通道；另一方面，由于议员是选出来的，对于选民的压力十分敏感，台湾在美游说力量通过选区内选民意向向议员施压以影响决策。90年代，由于台湾当局对国会的游说，1994年3月 ，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院夫兰克·姆考斯基对该年度的拨款法案(H.R2333)提出修正，该参议院竟然宣称提供无限制防御性武器的《与台湾关系法》将优先于限制对台湾的《八·一七公报》，而参议院竟通过了该项修正案。[3] (p82）
新的特点包括：
1、“人道、民主、人权”成了最新说贴。
1987年开启“民主化”进程之后，岛内政治体制由国民党一党专政变为多党竞争，为了迎合美国的民主理念，台湾当局一方面不断总结所谓台湾的民主成就，一方面大力宣传所谓台湾民主化的价值，以此来博得美国方面的同情和支持。仅1991年，台湾向31个国家派驻43个技术团，开展所谓“爱心输出”活动，又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即将结束时宣布对科索沃捐赠重建援助3亿美元，显示台湾的人道主义。[8] (p84）由此逐步改变了美国政府和民众的立场和看法，将台湾视为亚洲“民主和自由”的样板，自由世界的盟友。
2、对美游说趋向于专业化。
1987年“报禁”、“党禁”解除后，具有能力拓展海外公关的专业公司迅速成长，台湾步美国的后尘有了专门作政治公共关系的公关公司
3、扩展游说对象，形成自上而下的游说网络。
台湾当局逐步将目光扩展到在任官员之外，重视对媒体、卸任后的亲台官员、教育文化界及重要的智库的游说，加强了对美国企业界、商界、民众的宣传，对未来有可能成为政界要人的第二、第三梯队预先研究，及早笼络，立足于长远，从而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极具效能的游说网络。
4、“两国论”成为游说主轴。
谋求国际社会承认和台湾“独立国际法人”地位，是台湾当局的既定政策，但由于岛内外各种因素的限制，其“务实外交”活动还打着“一个中国”的幌子，犹抱琵琶半遮面。1999年7月，李登辉借“德国之声”采访之机抛出策划已久的“两国论”，彻底撕下了最后的伪装，完全背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公开打出“两个中国”的招牌，将其分裂活动予以公开化、明确化，并将其内外政策的重点放在如何落实“两国论”上。1999年，台湾当局“务实外交”活动的主轴就是全力宣传、推销“两国论”，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图谋台湾问题国际化。[9] (p64）
三
台湾的苦心经营终于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美国已有超过16个州的议会通过决议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美国对台政策也在逐渐调整,实质上在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共和党保守派和民主党自由派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主张发展同台湾的关系,这种观点在国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台湾在美国国会中有一批忠实的支持者,虽然这些人在两院中占少数,但是能量却不小。如赫尔姆斯和吉尔曼分别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中担任主席,影响力不容忽视。[5] (p13）
在台湾强大的游说攻势之下，再加上对于中国崛起的戒心，美国在其战略安全安排以及对台军售等问题上不断抛出干涉中国内政的议案。1995年六月，李登辉以校友名义对美国进行“私人”访问，成为台湾四十六年来第一位访美的现任“总统”，冲破了16年来台湾高层不能访美的禁令，台湾视之为“退出联合国以来最大的外交成就”，并希望此次访问能产生“一点突破，全面跟上”的“示范效应”。 [10] (pp533-534）李登辉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严重恶化了两岸关系，也使中美关系跌入新的低谷。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严重冲击了两岸关系的底线，美国政府立即做出反应，重申“一个中国”的立场，但是到了7月30号，克林顿政府竟又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价值为5.5亿美元的先进武器。[11] (p169）从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可以看出美国在台海局势中制衡的企图，它希望保持中美关系、台海两岸的稳定以维护其利益，但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台湾当局的分离主义政策。
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中美关系已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国家安全和反霸为战略重点的关系发展成为包括社会政治、战略安全、地区教育、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交流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关系。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从这一角度来看，台湾的游说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和影响台海局势的发展，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中美关系。
亨廷顿曾经引用上世纪50年代莱斯特·皮尔逊的话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