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台湾对美游说活动历史悠久，卓有成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美关系波折不断，在其背后都不难发现台湾游说活动和影响的影子。台湾对美游说成为影响中美关系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论文关键词：台湾,游说,中美关系
一
台湾对美游说活动由来已久，最早始于1940年左右。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时期，宋美龄、顾维钧等人利用他们和美国政要良好的私人关系，在美国进行游说活动，力争使美国在抗战和内战中支持国民党政府，阻挠美国与中共建立联系，反对承认新中国。朝鲜战争以后，游说主要以力阻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和中美建交为目的。中美建交后，他们又在阻挠台湾回归祖国，破坏中国的统一大业上大做文章。[1] (p78）冷战后，以“双重承认”为主要目的的“务实外交”路线，使台湾对美游说进入了一个更加令人瞩目的阶段，谋求国际社会承认和台湾“独立法人”地位，成为台湾当局新政策，因而游说活动的主轴是全力宣传推销，争取台湾“独立”地位，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图谋台湾问题国际化。[2] (p33）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台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台湾海峡是中国南北方之间的海上交通要道，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从当今东亚地区的国际战略格局来看，台湾也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首要问题。台湾回归祖国，中国既可以更好地保护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安全，又为中国东入太平洋提供了理想的前进基础，台湾海峡也将成为中国一条安全的海上运输通道。反之，台湾若为他人控制，则可能成为遏制中国的重要基点，甚至成为进取整个东亚大陆的跳板。“对台斗争即是对美斗争国”，中国政府对台湾当局在“一个中国”立场上的模糊和“务实外交”策略，不仅提出了种种批评，同时还严正指出：为防止台湾独立和外国势力对台湾的军事干涉，中国政府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应当说，关于台湾问题，中美双方都十分关心，有人称之为“中美关系潜在的爆炸点”。 [3] (p8）
对于美国来说，台湾是美国在亚洲重要战略利益所在，美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其对台湾的控制和干预。台湾岛对美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是美国历代战略家之共识，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从政治和军事战略上强调了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意义。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台湾迅速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遏制“共产势力”的所谓新月形防线的一环。而从5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迅速涌入台湾，更从经济利益方面，增加了台湾岛对美国的重要性。到1982年“八·一七公报”签订，迄今为止规范中美关系、包括处理台湾问题的法律基础和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在中国看来，它就是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在美国看来，除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外，还要加上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这样的制度框架使得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在台湾问题上形成了其至今风行的所谓“双轨政策”。一方面，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另一方面，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美国继续保持同台湾的文化、商务和其他关系。[4] (pp176-177）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根据形势的发展，逐步调整其对华政策和对台政策。从美国政策的调整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和对台政策基本上同步进行，但对华政策为主轴线。
二
九十年代以后，台独势力猖獗，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上升，其民主化在国际上特别是在西方国家赢得了同情和赞赏，这使台湾当局拓展国际空间和重返国际社会有了更大的资本，于是他们抓住时机加大了对美国的游说力度，使美国对华政策出现摇摆，中美关系波折不断。曾任里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现受雇于台湾的理查德·艾伦说：台湾人不断提出要求，他们不断地敲门。在游说的有效性方面他们或者能力与以色列持平或者仅次于以色列人。[5] (p13）由此可见台湾在美游说的本领不可小看。
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游说力量主要来源于四类：
1、“台北经济和文化代表处”。
该代表处总部设在华盛顿，台湾当局非常重视这个所谓的“官方”直接渠道，认为这是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最便捷、最重要的手段，从人员配备、资金拨付、对外宣传上都给予优先考虑。[1] (p78）该机构除了通过“正常途径”保持与美国政府的联系外，更是游说活动的直接参与者。
2、在美台胞及其组织团体。
美国是典型的移民国家，移民及其组织对选举影响很大。台湾非常重视利用本国的移民组织开展游说活动以影响美国决策。福摩萨公共事务协会是台湾在美重要支持团体，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寻求对台湾自决的国际支持，保护台湾的利益，在推动国会通过支持台湾的立法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5] (p12）另外，全美台湾同胞联谊会、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世界台湾人商会、台湾进出口协会、北美台湾医学协会、北美台湾人基督教堂委员会、台湾籍美国公民联合会、台湾籍美国人社会及其它一些在美台胞组织团体也有较大影响，它们组织、鼓动在美台湾移民和团体通过写信、打电话等方式给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施加压力，协调立场，影响选举，能量不可低估。
3、不惜重金雇佣的代理机构和个人。
按照美国的法律，外国政府和利益集团可以委托美国个人或公关公司作为其代理人，以推动形成有利于自已的利益。1991年仅仅在美国司法部正式登记、为台湾游说的公关公司就有51家,代理费用达到500多万美元。据报道，为促成1995年李登辉访美，台湾当局曾花费500万美元委托卡西迪公共关系公司为其游说，并最终在美国国会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迫使克林顿自食其言，批准了李登辉的访美活动。[4] (p19）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李洁明离任后不断发表支持台湾的言论,这主要是因为他是台湾“慷慨”的受益者。受雇于台湾的皮特·罗森布拉特同民主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台湾驻美代表鲁肇忠就通过他同克林顿政府的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进行了数次会谈。[5] (p12)
4、美国国内倾台利益集团。
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与美国国内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息息相关。如巨额的军火购置推动了美国军工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频繁为台湾在政府、国会间斡旋、游说和施压。台湾自1990年以来一直是美国武器的最大买主之一,特别是近10年来,台湾狂购美国军火耗资60亿美元。[6] (p29）美国的思想库、教育界、文化界对政府决策有很大影响，其中很多人已成为政府班子成员。台湾当局主要是利用“蒋经国基金会”向美思想库、大学及研究机构提供赞助和捐款,资助其开展学术合作,举办台湾问题专题讲座等形式与它们建立良好关系,由它们来表达“台湾的声音和观点”。 [1] (p79）
立足于这些力量，台湾当局展开了花样百出的游说活动，并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传统的游说手段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1、大处着眼。台湾当局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传媒等各个渠道出发，开展了大规模的游说。
“台北经济和文化代表处”及其在美国各地开设的13个办事处通过对各州的游说,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近年来20多个州已经通过支持台湾的议案,其中一些议案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经济方面，把吸引美国对台投资、经济贸易活动与游说的需要挂钩，加大二者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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