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农民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群体.我国有9亿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2%。这要求新闻媒体扩大话语权与知情权，设置议题，引导舆论，反映民生，强化责任。笔者认为：农民这种自内而外自主空间的逐渐缩小，不可避免的导致农民的逐渐失语，而新闻媒体是沟通上下的中介，既要进行高端访问，更要深入基层采访民情，起着“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的作用,既要对上负责，更要对百姓负责。面向“三贴近”，真正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是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关键词：农民，失语，媒体，责任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群体.我国有9亿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2%。按照当前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当前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是农民，这是由长达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所决定的。[1]我国在政治权利、教育权利、劳动就业及社会福利方面实行城乡有别的政策，这种由户籍制固化了的差别将农民群体（确切的说是农村居民）变成了弱势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有所好转，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已走向富裕，但是对以中西部为代表的不发达和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来说，他们的生存状况并未发生实质性好转。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村居民的生存状况的改善程度放慢甚至恶化，与整个城市相比，农村居民的边缘化、失语程度在加深。正因为如此，大众传媒更应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是人民的嘹望哨、社会的守望者，传播新闻应“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体现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它所兑现的就是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以及人的知情权、监督权、话语权，所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它是人民的媒体，“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民为本，民为贵，这是新闻工作者不可偏离的根本宗旨。[2]
（一）热点透视：农民尤其是农民工被剥夺的多重性和严重性。这要求新闻媒体扩大话语权与知情权，设置议题，引导舆论，反映民生，强化责任。
2008年，中国的GDP以约8%的年增长率发展，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富裕者阶层和他们拥有的财富在急剧膨胀；另一方面是农民的更加贫困和农民工所受的多重剥削。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廉价的农民工为我国660个城市创造出巨大的财富，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少贫困的农民工连工钱都拿不到。究其原因，是中国民工在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等方面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所致。免费论文。农民工受剥夺的多重性和严重性，使其处于苦苦挣扎的生存底线。免费论文。新闻工作者作为民众的代言人，更应反映民情，引导舆论，解农民之困，为百姓谋福。
根据社会学的“剥夺”理论，社会对民工的剥夺存在绝对剥夺、相对剥夺、多阶剥夺三种现象。绝对剥夺（absolute deprivation）是指由于不公正的待遇，一些人群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况；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是指在与其他地位较高、生活条件较好的群体比较时，个人或群体所产生的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心理状态；多阶剥夺是指一个个人或群体在他的生命周期中，受到的前后相继的多次的和累加的剥夺现象。免费论文。[3]
从农民工恶劣的劳动条件、较高的劳动强度和几乎耗尽精力的劳动时间看，他们受到的剥夺无疑有绝对的意义。又如，一部分农民工在家乡挣不到钱，出来后虽然条件很苦，但挣钱比家乡多得多，从这方面看，就是一种相对的剥夺。与城里人比较，这种相对剥夺就变得有些严重。而广大的农民工所受的剥夺不是一次完成的。农民工先受到压低工资的雇主的剥夺，又由于过度劳动，留下后遗症，到年龄较大，无法胜任工作时，雇主将他解雇。于是，他没有医疗、养老保障，在社会上再次剥夺，这即为多阶剥夺。
仅通过对农民工所受的多重性和严重性透视：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农民工群体生活艰难，处境堪忧。新闻媒体应反映民生、民情、民心，既看上头，又顾下头，代民立言，为民谋福。“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错误，后果严重。”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加强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1、思想上加强引导，“开通民智”，加强维权意识，一旦利益受损，诉诸法律解决。
中国维新派早期代表人物王观、郑观应等非常重视报刊的“通民隐”、“达民情”的作用，开通民智 [4]。今天的新闻媒体也注重对受众的教化功能，这就首先表现为对思想观念的引导。当今社会，中国的中上层群体对侵权的意识很强，如有人损害他们的利益，一般会通过法律解决。
而广大民工受中华民族的身份不平等观念影响极深，他们遇到侵权纠纷，一般不会诉诸法律，虽然少数人采取低层的逻辑如拳头解决、诉诸暴力等，但多数人遇到超长工时、拖欠工资等绝对剥夺时，会采取忍耐的态度。他们以为自己是农村人，是低人一等的，因为“民不与官（权）斗”，何况“县官不如现管”，他们在受到伤害的时候也不知如何自卫，只能任人剥夺。新闻媒体只有在思想观念上引导、启发他们，让他们知道“人人身份平等是件根本大事”（托克维尔语），只有身份平等，在法律面前才人人平等，让他们逐渐学会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2、行动上加强报道农民的生活状况、工作情况，尤其再现是他们真实的生活情景，设置好议题，让社会投以更多的关注目光。
“设置议程功能”理论告诉我们,大众传媒在一段时间内，对某个问题或某种现象做连续报道,反复强调,那么对这个问题或现象的传播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大众传媒作为“大事”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5]。例如：从2007年5月28日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展开建筑市场专项执法检查，凡未按合同约定发放农民工工资的工程，将被责令停止施工。这一决策引起社会对贫弱者生存权的关注。新闻工作者要更是眼睛向下，不为名利所动，多去蹲点采访，反映民生疾苦，让社会更多的了解他们，关注他们。
3、新闻媒体要发挥自下而上的传承功能，让政府和农民“上下一体，所以为泰”。
“三农”问题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新闻媒体也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做人民的公仆”。现实生活中，农民能够自主地进行计划、作出决定的领域（即农民的自主空间），往往表现为一种“差异格局”，也就是说,它可以按照自主性的强弱分为几个层次：处于中心的是个体形态的农民,在这里,农民的自主性最强;从中心开始,农民的自主空间沿着家庭、家族、自然村、行政村等层次向外伸展，自主性逐渐减弱[6]。笔者认为：农民这种自内而外自主空间的逐渐缩小，不可避免的导致农民的逐渐失语，而新闻媒体是沟通上下的中介，既要进行高端访问，更要深入基层采访民情，起着“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的作用,既要对上负责，更要对百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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