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我国民族院校藏族学生习得英语过程中通常以汉语为媒介，而藏、汉、英三种语言承载的文化差异对其英语习得有很大影响。本文归纳分析藏、汉、英三种文化的差异，探讨这些差异对藏族学生英语学习的具体影响，指出其学习英语的独特优势，从任课教师的视角为跨文化的三语教学提出几点建设性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三语教学,藏族学生,文化差异,英语学习,独特优势
一、引言
“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宗教信仰的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以通过语言表现出来。”(高玉，2003)可以说，各民族语言首当其冲地扮演着本民族文化的载体的角色，都承载和折射着各自的文化；同时又扎根于本民族文化土壤中，受各自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正如语言学家Lado（1957）所指出的，“我们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可能教好语言”，“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到语言。”同时，“人在学习语言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Goodenough,1981)不同的文化群体，对世事的体验不同，看待事物的角度各异，作为文化载体的不同语言，在传达文化信息的方式上也必然不同。因此，在以汉语为媒介语对藏族学生进行英语教学这一跨文化的三语习得总框架下谋求改革和突破，探讨、了解这三种文化的差异是不可或缺的。
二、跨文化三语教学的现状和不足
三语习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二语习得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迁移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才开始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三语习得所涉及的各种社会和心理因素。“三语学习者都是有经验的语言学习者，其语言能力有别于操单语的学习者”（(Grosjean，1992；Cook，1995；Jessner，1999），这一现象早已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和广泛承认。近年来国外学者在三语习得研究方面已做出了不少有益的探索进展迅速，如双语对三语习得的影响(BildandSwain，1989；Thomas，1988；CenozandValencia，1994)、三语习得中的跨语言影响及其相互作用(Clyne，1997；Hufeisen，2000；WilliamsandHammarberg，1998)、三语语用产生与语用意识(Jord6，2005)等，其中Cenoz曾在“TowardTrilingual”一文中（InternationalJournalofBilingualEducationandBilingualism4／l:1-10,2000）鲜明地指出，母语与第二语言对第三语言习得的影响是普遍的，在第三语言学习的过程中，二语的影响和母语同样不可忽视。2001年，Cenoz，Hufeisen和Jessner编著的《第三语言习得中跨语言影响的心理语言学研究》(Cross-linguisticInfluenceinThirdLanguageAcquisition:Psycho1ogicalPerspectives)则汇集了该领域多位专家对三语习得中跨语言影响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迁移、干扰、回避、借用、中介语、逆向迁移(即中介语对本族语的影响)以及语言丧失等方面。但是，三语习得研究目前仍处于初创阶段，主要研究成果也多是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出发，围绕语言自身层面（尤其是词汇层面）所展开的。而三语习得中各种语言的相互影响极其复杂，不仅体现在词汇方面，在句法、语义、语用、认知等方面都存在迁移现象；跨语言影响还更宽泛地体现在诸如社会语言学(非言语交际)、叙事、隐喻、文化等方面（Kellerman，2001：170）。这些都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和验证。
相比之下，我国在三语习得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新世纪以来，国内的二语习得研究异军突起，发展势头强劲，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令人目不暇接。这些新成果丰富了我国外语教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对双语教学乃至三语教学均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运用意义。
然而，真正把这些研究成果延伸到我国高等院校（尤其是民族院校）的三语教学的科学研究和实践探索依然为数不多。三语习得研究可谓刚刚起步，且研究者基本上各自为战，各有特色。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西南大学刘承宇教授主要研究的是三语习得理论及与语码转换研究（《当代语言学》，2006；《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大连外国语学院的朱效惠等主要探讨多语际语言迁移认知与双外语专业教学的关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内蒙古民族大学吴金霞教授主要研究民族高校日语教学中的蒙古语、汉语与日语的关系（《语文学刊》，2009），广州大学叶竹钧教授则瞄准的是香港地区中文、英文和粤语、英语、普通话这“两文三语”来探讨语言教育的发展（《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再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一些外语教师所讨论的对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的三语或多语教学实践进行的尝试；只有西华大学向晓红教授和大连民族学院杨艳华教授等在可谓系统地研究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中少数民族语、媒介语（汉语）与目标语（英语）三语结构下的英语教学。
然而，众所周知，“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跨地区、跨民族乃至国际交流和人口迁徙都已司空见惯，外语（主要是英语）教学日趋普及，语言接触相当频繁加之我国民族众多的基本国情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国策方针，对“三语”（主要指民族语、汉语、英语）兼通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操少数民族语言的英语学习者队伍迅速壮大，三语教学和多语现象逐渐兴盛。 1/5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