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相较于女性文学批评。就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而言。在困境中解决问题。努力进行建构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及批评理论的尝试。
论文关键词：女性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中国特色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一股充满热情和批判精神的女性创作激流进入中国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但进入新世纪后，她又悄然沉寂在中国主流文学的湖水中，湖面波澜不惊，只现出湖边浅浅的一层水纹，让我们看到激流退却后的痕迹。大多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者，在近乎一致的放弃“身体写作”、“走出自我，走向社会”的呼声中，发生了很大转变：“个人化”写作的主将要么沉寂（如陈染），要么一定程度的“转型”（如林白、徐坤等），要么主动被动地离开文坛（如部分70年代的女作家），而刚入场的新生代作家（如“80后”）又不太在意性别问题；就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而言，有些在20世纪80、90年代，在该领域里十分活跃的批评者近年来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学术“转向”中国特色，如戴锦华转向大众文化研究，董之林转向17年文学研究，荒林则更多地从事跨学科交流等。
上述现象，不得不让人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前途担忧。作为一种有着独特批评视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答案是肯定的，就如同所有新生事物一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一样会经历跌宕起伏，在困境中解决问题，丰富自身，建构适合中国现实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正因为“跌宕”阶段的存在，才提醒了女性学界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于“抗拒性阅读”与“身体写作”的自我反思，诸如理论资源的单一、对西方文论的误读、女性文本的消费气息对性别批判的消解等。这些自我反思对于在无论是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还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在实践和理论指导上都是很有必要的。
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内涵及在中国取得的进展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欧洲，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与西方各种文艺思潮一起涌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女性为主体，具有开放性和颠覆性的文学批评理论，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高涨并深入到文学、文化领域的成果。它具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解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从女性的角度重新审视整个文学史；二是确立以女性为主体的批评标准，建立女性文学的独立王国。[①]
在20世纪初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下，中国诞生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并呈现出以下研究特点：
（一）20世纪80年代的纯译介性研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学界主要致力于翻译和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理论等，为女性主义研究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论文格式模板。80年代初，朱虹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②]和《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编选者序》[③]中，就站在女性立场上，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美国60年代后期兴起的女权运动，以及随之而发展起来的女性文学热潮。除朱虹的译著外，还有李子云、桑竹、南珊、王还、胡敏、林树明等学者相继翻向国内读者推介翻译了波伏娃的《第二性》、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玛丽.伊格尔顿主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等译著。这些译著对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介绍与女性作家、作品的引进正好适应了在新时期中国思想和个性解放运动中逐渐复苏觉醒的中国女性的性别意识。朱虹等人的译著对推进国人了解和认识西方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文学，无疑是起了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然而中国特色，她们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还只是一种简单的移植，停留在介绍层面，未能向建构中国自己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深入。
（二）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女性立场的讲诉成为一批女作家共同的写作状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林白和陈染。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逃离意识和黑夜意识的渗入成为90年代女性主义作家所特有的叙述方式。她们将私人体验带入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女性独特的个人经验和体验，尤其是女性内心不为人知的隐秘一角，如女性的性意识、性感受，解构以男性霸权主义为基础的一切政治、历史、文化、道德等既有秩序，反叛并颠覆男权话语系统。当代女性作家的创作激发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与超越。以戴锦华、李小江、王绯等为代表的学者，用全新的女性主义视角、全新的批评方法对中外文学进行的全新的审美观照，并采用了“抗拒性阅读”来揭示男权社会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以女性视角创造性地解读文学，解构传统文化；
（三）进入21世纪后至今，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伴随着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沉浮进入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阶段，但过多的“自我批评”客观上更加弱化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学界的声音。经过30多年的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逐步成为当今中国文学批评和创作的一项重要的理论资源，其间涌现出如孟悦、戴锦华、刘思谦、林丹娅、盛英、乔以钢、钱虹、陈坤、荒林、万莲子等一大批致力于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女性学者、作家，她们或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自觉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中经常使用的心理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叙事学、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等多元批评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女性文本深入研究，提出独到见解，成为后继女性学者进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种借鉴模式；或将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相结合，嵌入中国本土语境来分析女性文本。这些女性学者运用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对中国的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的批评尝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然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处境是尴尬的。
二、困境中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其原因
相较于女性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十分鲜明的“反对男性中心”的伦理价值取向[④]，是“女性文学批评”中较为激进的一个分支，并且算不上前者的主流批评；而女性文学批评，是一个相对宽泛的范畴中国特色，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对女作家、女性创作的作品及女性读者的评论或研究，第二层是包括了男性作家创作的一切女性形象及相关方面的评论和研究。女性文学批评包含了“非‘女性主义’”批评、“反‘女性主义’”批评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文关注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分析出现当下困境的的原因并提出应对困境的个人建议。
（一）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
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传入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自古讲求中庸之道，即天人合一，至善至真，处事不偏不倚，顺其自然。这一重要的传统思维几乎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延伸到文学领域便形成了温和的文学传统气质。可以说中国古代整个文学界，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子诗人其作品题材大都批风抹月、伤春惜别，具有阴柔的特点。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非常悠久，从古代的蔡琰、班昭、李清照、“女冠诗人”李冶和鱼玄机等到现代的冰心、冯沅君、凌淑华、张爱玲、萧红、丁玲、杨沫等一大批女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她们写作的足迹。这些古代、现代的女性作家传递下来的中国女性文学气质及精髓为当代中国女性作家所内化并形成了中国女性文学发展不同于西方女性文学的一种内在文化语境。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困境，一方面是本身一直从属于民族、国家、社会这些宏大革命背景下，欠缺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则是由长期传统文化思维形成的温和气质而欠缺类似西方的彻底反叛性。
（二）对西方理论的身板硬套，误读误用，缺乏本土理论建构。
80年代形成的推介之风使我国学界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将西方各种理论直接“拿来”，希望借“他山之石攻自家之玉”。这种对西方理论的贯彻首先发生在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一些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再借由这些惊世骇俗的女性主义文本，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和正视。创作实践先于理论建构的现实，因缺乏理论界的正确引导，这些与中国传统文学模式在题材、写作策略、价值目标上都具有彻底颠覆性的女性主义文学文本，直接造成了读者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关于“身体写作”、“个人写作”的误读，“女性意识”与“国家意识”、“社会意识”的对立等论文格式模板。90年代末新世纪初形成的“美女写作”、“新新人类作家”等现象就一场偷换概念中国特色，误导读者的作秀，其实质早已违背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反抗男权中心文化”的核心，而滑入回归男权文化的陷阱。
(三)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身存在种种先天痼疾。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缺陷首先表现在没有独立的理论系统和话语体系。一方面，她从诞生之初，即以开发性、多远化地姿态吸收各种文学文化理论思潮，实现全面的“拿来主义”，如精神分析、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却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法国派女性主义学者强调建立自己的女性话语体系，以反抗男权中心文化。但人类从记忆之初，有关女娲、圣母的一些女性题材早已被男权文化篡改，所有文字都深烙着男权中心的印记，女性用建立在男权中心文化之上的语言、文字根本不可能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再者，西苏强调的“身体写作”实际上也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创作题材、写作范围、价值目标的缩小和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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