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作为一个流派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本文从政治、文化和生活环境等多重角度，展示了它从发展壮大到逐渐沉寂的过程，欲从中探寻其面临的内在深层困境的根本原由。
论文关键词：京派”,困境,崩溃
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是中国文坛发生了比“五四”文学革命更为剧烈、巨大的裂变，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突现，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坛迅速地形成了新的分野，当鲁迅、创造社和太阳社等革命文学的力量组成了“左联”之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和“语丝派”等远离革命文学的势力自然的接近起来，在北京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形成了“京派”的文人圈子，他们不约而同的走进了“象牙之塔”里，以躲避时代政治的大风暴。
一
何为“京派”？据杨义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中定义的：“京派是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作家群，包括语丝派、新月派滞留北平的残部和一批才华横溢的新起青年作家，著名的有周作人、杨振声、废名、沈从文、朱光潜、林徽因、凌叔华、萧乾、青年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梁宗岱、李健吾、早期老舍、老向，以及以编辑刊物驰名、小说创作则出入其间的靳以。”①这个定义较为客观的展现了当时“京派”的阵容。
“京派”的形成是特殊的政治、文化和生活环境的产物。让我们先来看看“京派”赖以生存的地域母体——北京。
北京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七十万年前的北京人，英雄传说时代可以从黄帝在北京地区的活动算起，距今约五千年。商周文明在北京地区有所体现，距今三千年的燕侯和燕国，又将北京文化推向第一个灿烂时期。漫长的历史长河流过，时至公元11至14世纪，北京陆续成为北部中国和全国性的首都。1271年忽必烈称国号为元，第二年改金中都为大都。明清两代的北京城，把这座历史名城的华贵与辉煌，发展到了极致。②由此可见，北京的传统文化气氛极其浓厚。结构对称、方正、典重的宫殿街衢，四合院式的规整严实的平民建筑，使其弥漫着典雅、规范、浑融的古典主义气氛，这种文化环境形成了以文明为中心自居的心理稳定感。
1928年6月，北伐军驱逐北洋军阀后，将北京改为北平，当局有意以北平为中心建立平津保北平大学区，使其远离南京那种浓重的政治气氛。这样，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的北平，变成了一座“文化城”。而正是这种相对淡化的政治空气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避风港，大学成了他们生存的根据地。大学及其它文学机构又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了相对优裕、稳定的生活环境，使其中有着共同政治思想取向的知识分子聚结成长起来，形成了一个在政治思想、文学趣味和创作风格比较接近和一致的“京派”文人集团。他们对政治相对冷淡和不信任，专心从事文化建设，审美趣味优雅保守，在这个远离时代风雨的象牙之塔里，形成了一种温和、从容、闲适、雅致的生活态度和文学风格。
期刊和副刊等媒体又促使“京派”形成和成熟。它们是文学风格和流派的载体，为文学风格和流派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传播空间与物质化的依据。且看“京派”主干朱光潜对媒体与“京派”关系的认识：“他（沈从文）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③朱光潜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媒体在文学活动中的组织功能及文学流派对媒体的依附程度。
1930年5月12日废名、冯至编《骆驼草》周刊出版，这是最早具有自觉“京派”色彩的刊物。1933年沈从文来京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将“京派”的发展推向极致，并使《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北方文坛和文学活动的枢纽，也成了与上海文坛相对持的阵地。1934年，巴金、郑振铎与靳以、卞之琳等共同创办了《文学季刊》和《水星》杂志，同年8月，李长之、杨丙辰主编《文学评论》创刊。这些刊物宣扬了“京派”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情趣，不断扩大着“京派”在中国文坛的影响，使之成为30年代能与上海主流文坛相庭抗争的重要文学流派。
“京派”形成和活动的又一重要方式就是内部的、经常性的、优雅的沙龙聚会。这种源自国外的聚会形式将这些文人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学共同体，不仅使他们在内部交流中产生凝聚的作用，而且使他们与社会之间产生了一种离心力和疏离感。据沈从文回忆：“北方《诗刊》结束十余年……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聚会在北平后门慈慧殿3号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究竟有无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④文艺沙龙作为文学交流的一种形式，为文人提供了一个宽松、自由的讨论环境，一方面文人因共同的文学品性、思想倾向、艺术风格相似或相近汇聚再次，另一方面，又可通过这种环境将其共同的风格及格调传播出去，比之媒体，有着更为稳固的内在统一性。
正是在这些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活氛围中，“京派”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屈居于自己的“塔”中，远离政治，反对文学商业化，在塔外的喧嚣声中固守着自己心灵的最后一片净土。净土能否守住？且看塔外的世界。
二
当“京派”的文人们在象牙之塔里品评文化、指点古今、抒发情怀的同时，塔外的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分裂与转型。旧社会的结构制度和意识形态迅速的瓦解与崩溃，知识阶级面临着“该向何处去”的选择危机。早在1926年，潘汉年在《徘徊十字街头》中的一段描述就揭示了这个分裂与转型期时的社会的矛盾与诡异：“多热闹啊，你仔细瞧着十字街头，有骂街的泼妇，有盯梢的小白脸，有呼幺喝六的泼皮，有‘我入你妈’的痞子，有坐着汽车绑票的土匪，有狂叫明天开彩的慈善家，有刚才讲演‘劳工神圣’回来的阔少，坐在包车上大骂车夫阿王没有吃饭，由刚认识之乎者也，而大卖圣书子书的阔客，有穿着西装的先生，向人招呼而恭恭如也作揖的，有生理学女博士穿着小马夹高跟鞋去演讲‘妇女解放’的，有手里拿一本《曾国藩家书》，坐在人力小车上演讲‘爱国保家’的，有左手提着白兰地，右手挟着美姑娘要赴跳舞场的革命文学家，有三五成群的翻戏党，有身怀手枪，手拿镣铐的包探爷，有手持木棍，身着警服，迷着眼儿打盹的巡士，有着白夏布长衫黑纱马褂的拆白党，有装着一提箱大土逍遥过市的土贩，说不尽，数不清，只要你偷闲徘徊十字街头去瞧光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好比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什么都是奇怪的，有趣的！”⑤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表象的崩解、混乱与重建的过渡状态。
这种重建状态在1928年后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主题艰难的开展着，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作为主潮左右着整个文坛，京派、海派等其他派别仅仅是作为讲究审美情趣或表现技巧独具风采的文学支流而存在的，而他们所依附的两个主要地域母体——北京和上海则在日军的炮火中交替上演着别具一格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双城记”。
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下上海这个城市。自鸦片战争后，上海作为五口通商的重要港口以来，西方资本、文化和工商各界人士纷纷涌向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它是中外航路上的一个集结点，又是长江航路的出海口，有着便利的地理条件，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撞击提供了平台。同时，上海又是帝国主义列强租界云集的地方，使它不仅成为进步文化的避难所，也成为洋场阔少寻欢作乐的场所。因此，上海是各种文化层次并存，既是左翼文学的大本营，也是现代思潮的漩涡中心，又是鸳鸯蝴蝶派商品文化的畅销地。当京派的文人们信步于温和、从容、闲适、雅致的风格中时，作为中国文坛中心的上海却是处于峻急、尖锐、紧张、变幻的风云之中。
1928年1月，随着《太阳月刊》和《文化批评》等杂志的创刊，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批判”运动。继《文化批评》、《创造月刊》和《太阳月刊》之后，《流沙》、《我们》、《畸形》、《血潮》、《青海》、《洪荒》等杂志推波助澜，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1930年2月15日，中共发起组织的自由运动大联盟在上海成立。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7月，中国左翼文艺总同盟成立。1931年12月19日，郁达夫、丁玲等30余人发起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同盟。1936年6月7日，以周扬“国防文学”口号为旗帜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上海成立。6月15日，以鲁迅、胡风“人民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为中心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发表，开始了“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
这如火如荼的一切并未吸引“京派”文人投身于其中，反而由于惧怕政治，惧怕革命，使他们更是缩居于塔之一隅。朱自清的自我剖析也许能反映出“京派”们在当时的复杂的心理状态：“我剖析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伦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我彻头彻尾，论肌浃髓是Petty Bourgeoisie的。离开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以姑作安心的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转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⑥
对左翼革命文学，“京派”不敢也不愿依附，而对红极一时的上海现代派的商业化写作及现代主义写作方式，“京派”则是嗤之以鼻。
上海现代派是一个青年人的流派，使一批青年人追踪外国先锋文学思想而产生的，带有鲜明的探索性和试验性，他们追求的是艺术在社会接受中的价值，追求在都会读者群中作品功能潜力的实现。他们的创作最大程度的反映出商品经济社会中市场规律的制约，消费决定生产，生产又影响着消费。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如一只巨手左右着中国文坛，任何人都不能逃避和违反，包括左翼和“京派”。
总观中国现代文学1930—1937年的年表可以发现，这一时段出版的书籍，除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建塔者》由北平未名社出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刘半农《半农杂文》由北平星云堂出版、梁实秋批评集《偏见集》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罗晓岚短篇小说集《苦果》由天津大公报报社出版外，几乎年表中所载的书籍均由上海的书局出版，其出版内容涉及革命文学、现代主义、自由主义等多种流派思潮。众多书局的涌现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独立的空间，使得30年代的新文学运动脱离了知识分子之手，而深入街头民间，成为一种独立的商业操作，进入了真正的社会生产过程。知识分子再也不能无视读者的需求而恣意地埋头于自己的世界。上海现代派过度地响应了这种方式，而“京派”文人们在强烈地反对这种文学中的商业化运营诗，有陷入了“想依附而不愿，不依附由不得”的深层矛盾中，也为之后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埋下了伏笔。
三
在20世纪30年代政治派系和文学思潮激荡奔腾之际，“京派”在远离政治漩涡的“象牙之塔”以静观的眼光谛视社会风云，妄图在吟咏人性的常态变态中，建构自己高雅的艺术神庙。然而，当它所赖以生存的政治、文化和生活氛围逐渐消散后，“京派”不得不直视他们的生存困境。
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东北。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被焚，《小说月报》停刊。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所谓“满洲国”成立。1935年华北危机，日本授意南京政府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大小汉奸公开在平津游行，叫嚣“华北五省独立”。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小学生在中共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迅速波及全国各地，掀起罢课高潮。⑦
国将不国，何以安坐？“京派”文人所向往的那种淡化的政治空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民族的危亡，人民的呐喊，革命的汹涌。罢课，示威，流血，爱国，抗日，各种犀利的词语如一块块巨石不断的投入他们那宁静的心境。随着抗战前夕政治环境的不断险恶，一批“京派”作家开始陆续离开北平，离开了他们那优雅的沙龙，离开了那个相对静止封闭的环境。
革命文学运动不断发展，“京派”也逐渐在丧失他们的文化阵地。与蒸腾着时代血性火气的左翼文学相比，他们缺乏响应时代要求的勇气。较追逐外国新起文学思潮之光和色的海派文学而言，“京派”又无法满足畸形的战乱年代中受众的猎奇心理。他们所倡导的“为艺术而艺术”，他们那舒缓、从容的“情绪的散步”，对于战火硝烟中的中国消费主体而言，只能是一种奢侈品。
从下面一组资料可以管窥当时“京派”的文化困境：
1930年5月12日，废名、冯至编《骆驼草》周刊出版，仅出26期。
1933年9月23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先后由杨振声、沈从文、萧乾编辑，1938年8月停刊。
1934年1月1日，郑振铎、靳以主编《文学季刊》在北平创刊，1935年12月2卷4期停刊。
1934年4月5日，林语堂创刊《人世间》半月刊，1935年12月停刊。
1934年8月1日，李长之、杨丙辰主编《文学评论》创刊，仅出2期。
1934年10月10日，卞之琳、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郑振铎等编《水星》月刊在北平创刊，1935年6月10日2卷3期停刊……⑧
政治文化氛围的相继消散，不仅是“京派”文人们的文学追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更现实更物质的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压力。战事的频繁，学生的罢课，社会的动荡，大学不再是世外的桃源，“京派”们也不再由稳定丰裕的收入，他们和当时许多普通的百姓一样，随着战火的弥漫，不断的颠沛流离。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追求着作品的双重价值，一是艺术的价值，一是市场的价值。“京派”代表人物沈从文在上海写作期间，为得到书费不得不亲自一次次上门索取，曾戏称自己为“文丐”，其中不乏屈就于生存压力的无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毁灭了“京派”追求纯文学的理想，轰毁了他们的“象牙之塔”，这种借助战争外力消解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京派”自身由于多重困境而无法撑持的根本原因提供了一道屏障，让后人在感慨“京派”生不逢时时，忽略了它内在的根本原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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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以上资料见臧嵘，史明讯主编.北京文化卷[M].中国文化杂说（四）.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序言。
⑶朱光潜.从沈从文的人格看沈从文的文艺风格[M].荒芜编.我所认识的沈从文.湖南:岳麓书社,1986:1。
⑷沈从文.谈朗诵诗[M].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 251。
⑸潘汉年.徘徊十字街头[N].幻洲创刊号1926- 10。
⑹朱自清.那里走[M].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233-243。
⑺以上资料见黄元起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324-439。
⑻以上资料见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表，371-381。
参考书目：
⑴臧嵘，史明讯主编.北京文化卷[M].中国文化杂说（四）.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⑵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
⑶朱自清全集:第四卷[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⑷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⑸黄元起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⑹杨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M].杨义文存: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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